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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

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ot;有关单位&ot;的&ot;关怀&ot;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

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ot;野火&ot;专栏和中国时报。

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

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ot;许伯伯&ot;，我笑了笑，没接腔。

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

&ot;你的文章，&ot;他说，&ot;是祸国殃民的。

&ot;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ot;国&ot;和&ot;民&ot;，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ot;奥威尔的台湾&ot;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ot;见官&ot;。

哪个&ot;官&ot;?我问。

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

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

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

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

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ot;野火集&ot;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

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

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ot;封杀&ot;，而我被&ot;驱逐出境&ot;。

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ot;野火&ot;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

&ot;野火&ot;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ot;封杀&ot;。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

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ot;野火&ot;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

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

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

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

台湾人终于赢得了&ot;免于恐惧的自由&ot;。

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

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ot;国本&ot;，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