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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第2页）

，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正在通过这条高压线送电。

但是他说了这些，就没电了。

我对他的这些神话，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个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正因发动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宁，一时还来不及办。

后来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

临走，他大概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在辞行时向我做了进一步的表示：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

他希望我把这件事考虑一下。

“太上皇”

每次嘱咐我办的事，我都顺从地加以执行，惟有这一次，简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

这时，胡嗣瑗已经被挤走，陈曾寿已经告退回家，万绳栻已经病故，佟济煦自护军出事以后胆小如鼠，其他的人则无法靠近我。

被视为亲信并能见我的，只有几个妹夫和在“内延”

念书的几个侄子。

那时，在身边给我出谋献策的人没有了，那些年轻的妹夫和侄子们又没阅历，商量不出个名堂来，我无可奈何地独自把植田的话想了几遍。

还没想出个结果，新继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来了。

他通过吉冈向我摊了牌，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我应当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

迎过来立为国教。

又说，现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时机，我应该亲自去日本祝贺，同时把这件事办好。

后来我才听说，在日本军部里早就酝酿过此事，由于意见不一，未做出决定。

据说，有些比较懂得中国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庄繁之流，曾认为这个举动可能在东北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感，导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搁了下来。

后来由于主谋者断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会扎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间，也会习以为常，于是便做出了这个最不得人心的决定。

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不但引起了东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是很不受用的。

以我自己来说，这件事就完全违背了我的“敬天法祖”

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发生“东陵事件”

时更加难受。

我当了皇帝以后，曾因为祭拜祖陵的问题跟吉冈发生过争执。

登极即位祭祖拜陵，这在我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吉冈说，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

我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自然可以祭爱新觉罗的祖先陵墓。

他说那可以派个爱新觉罗的其他子孙去办。

争论结果，当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却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关上门在家里自己祭。

现在事情竟然发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还要换个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尚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宗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举动解释成“屈蠖求伸之计”

，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

可是现在，日本人逼着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然而，一种潜于灵魂深处的真正属我所有的哲学，即以自己的利害为行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证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应下来。

当然，在这同时我又找到了自我宽解的办法，即私下保留祖先灵位，一面公开承认新祖宗，一面在家里祭祀原先的祖宗。

因此，我向祖宗灵位预先告祭了一番，就动身去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