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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门研究各民族和人类生活的学科。

然而，人们却不能直接地去探索，并通过语言文字详尽说明——不仅描述人类的生活，而且尽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学家们常常用一种简单的办法来描述和探索那种似乎难以捉摸的民族生活。

他们总是阐释一个民族的统治者的生平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至于少数个别人是怎样使各族人民按照他们的意志活动的呢？这些人自己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呢？对这些问题，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史学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承认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各自选出的人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还是承认那个神，是他引导被选定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指定的目标。

如此这般，上述问题就用信仰神直接干预人世间的事务的办法得到了解决。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条原则。

看来，现代史学观既然否定了古人关于人类服从于神和他指引各民族奔向一个既定目标这种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本不该再是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当是政权形成的原因了。

但是，并没有做到这一步。

它在理论上虽否定了以前史学家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依然追随着他们。

现代史学抬出的不是一些领导芸芸众生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便是从帝王到记者的一些形形色色的领导民众的人物，用以代替前人提出的具有神赋权力和直接去执行神的意志的人们。

代替从前迎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现代史学家还提出——他们的目的是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祉，采用最为抽象的概念：为全人类文明的福祉，而全人类这里一般是指仅占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现代史学虽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观点去取代它，而且受大势所趋，其逻辑迫使那些在意念中否定沙皇王权神授及古人的命运观的史学家又殊途同归地承认：一、各族民众是受个别人领导的；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奔向一个已知的目标。

从基邦到保克尔的这些现代史学家们，虽然他们好像各有分歧，其观点也貌似新颖，但在其全部著述中，基本上仍然回避不了那两个陈旧的原则。

首先，史学家记述的是他所认定的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的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类人物；另有人认为除帝王将相之类而外，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

其次，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标：有的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恢宏强盛，另外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世界上那个称为欧洲的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人们知道的某种文明。

一七年，巴黎掀起骚乱，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并形成一个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

这场运动曾多次向东挺进，并与自东向西的逆向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该运动东进至其终点—莫斯科，紧接着，一个自东向西的运动，以其奇妙的对等方式、恰似头一个运动，它把中欧各民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

这个逆向的运动，也到达了它的西部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经营方针；千百万人变穷了，发迹了，迁徙他乡，千百万宣讲爱世人的教义的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这样做呢？喏，当人们接触到那个已经消逝的时期的运动遗迹和传说的时候，总要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真的而又符合天理人情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藉以洞悉自己的一门科学。

如果史学依然坚持陈腐的观点，它就会说：那是神在奖赏或惩罚他的子民，才赐给拿破仑权力，并且指导他的意志去实现他那个神的旨意。

这个回答可以说是的、明确的，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化被赋予神的作用，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矛盾。

然而，现代历史科学则不能这样回答问题。

科学不承认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间万事的观点，所以它应该作出另外的解答。

现代历史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时：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何发生？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

他有这样的一些情人，他有这样一些大臣，他治理法国无方。

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懦弱无能之辈，而且也都把法国治理得很糟糕。

而这些继承人又有那样一些宠臣和那样一些情妇。

同时，有些人这时还写了一些书。

十八世纪末叶，有二十来个人在巴黎聚会，开始议论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和自由的话题。

因此，人们在整个法国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许多其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