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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

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

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ldo;异军突起&rdo;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

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

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ldo;五四&rdo;潮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

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ldo;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rdo;胡适赶忙分辩：&ldo;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

&rdo;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

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

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骂创造社成员&ldo;浅薄无聊而不自觉&rdo;。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沫若的《反响之反响》、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象排炮一样向胡适射去。

胡适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便主动出来求和。

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精神，说：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

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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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是的，&ldo;五四&rdo;高潮退后，在这&ldo;士气沦亡，公道凋丧&rdo;的年代，有志之士当然&ldo;极思有所振作&rdo;。

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

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创造啊创造，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

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除为论争而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等文章之外，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记载了&ldo;自己的心泉随着&lso;时间的潮流&rso;闪动过的波迹&rdo;，其中包括诗剧《广寒宫》、《月光》和《孤竹君之二子》（后来这些诗结集为《星空》）;偶尔也写小说，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如《残春》，就有意打破&ldo;注重事实的进行&rdo;的传统方式，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ldo;注重在心理的描写&rdo;。

在创作的同时，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iddot;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认为&ldo;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rdo;，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