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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章 倍之超级加倍（第5页）

“难，两难，乱，丧乱。”

这就是大明的国事，处处都是两难，想找到两难自解的办法，更是难上加难，是做也错，不做更错，只能想方设法的往前走。

王国光进一步的说道：“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困顿于一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清丈错，不清丈也错，一旦吏治有所松懈，清丈、清理侵占，都是无用功，看似下的功夫都是白费的。”

“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种悲观，那就是：就这样吧，算了吧，差不多算了，做不做都没什么，为何要做呢？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维持现状，就可以了。”

“别人可以这样，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但是财税不行，国帑内帑空空如也，动一动身子都要银子，连上元节的鳌山烟火都停办了，哪儿哪儿都问我要银子，所以我想了个办法。”

“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计粮，化繁为简，只收田赋，田在谁手里，就问谁征赋税。”

正统元年起，大明就在江南实行的征一法，就是将部分正赋折银起运押送京师，每年大约有一百两白银的现银入京；浙江、两广有部分实行均平银法、福建出现了纲银法、大明东南的云贵川黔有十段锦册法。

最终发展为了一条鞭法。

而一条鞭法的真正意义：是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乱七八糟、巧立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是一种对赋役制度的简化，同样也是一种巩固税基的做法，是基于田亩的货币税。

而想要真正的实现它，大明需要白银，海量的白银。

王国光继续开口说道：“我举荐，在广东试行卓有成效的潘季驯，出任江西巡抚，并授予兼理军务、全责裁理民田、官田和军屯田的事务；举荐一条鞭法的首创者庞尚鹏，到福建担任巡抚。”

潘季驯是张居正的人，隆庆五年末，是张居正和高拱斗的最是凶狠的时候，潘季驯被晋党雒遵，以漕船沉江事儿弹劾，潘季驯回籍闲住，就是那个谭纶在朝日坛咳嗽，弹劾谭纶失仪的雒遵把潘季驯给弹劾倒的。

而庞尚鹏则是晋党的人，在河东巡盐郜永春、张楚城以河东盐法，弹劾张四维的时候，庞尚鹏被牵连，也致仕归乡。

而本来江西巡抚凌云翼调往两广，任广西巡抚，居殷正茂之下。

一旦殷正茂征伐吕宋不利，那真的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殷正茂就算能侥幸过关，也要到南京做个闲散官，而不是为任一方。

这是一连串的人事任命，大抵就是晋党、张党一换一，都起复了一人。

“我赞同大司徒所言。”

张居正首先表态，而且非常明确的说道：“庞尚鹏为晋党，任事不应以党别，我赞同庞尚鹏前往福建任事。”

葛守礼是极为意外的，关于庞尚鹏的任职，当年杨博和张居正也沟通过很多次，奈何张居正始终不松口，现在终于肯松口了。

“好好好。”

葛守礼感慨万千的说道：“党锢之祸，国之干臣被黜为民，是国朝损失，今日起用，甚好，甚好。”

张居正是个循吏，谁能干就让谁干，庞尚鹏显然是个能臣干吏，既然他能任事，就让他去。

没人反对，张居正先写了第一张浮票，而后张居正开口说道：“南衙诸官言第二事，则是设立海事学堂，专职培养海事将才、庶弁将、通事、舟师、船工等。”

“《礼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

我祖宗以来，最重此选。

非经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轻授；如有不称，宁改授别职，不以滥充。”

“外省用按察司风宪官科道耳目之臣，为博誉于一时，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今海事荒废因循颓靡亦如此，积弊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

“第一要务，广推举有能任事者，山东、南衙、浙江、福建、广州等临海官员缙绅，即可举荐能用之人。”

张居正说起了南衙诸任事之臣提议设立海事学堂，顺带着，还把吴中行等一众骂了一顿。

朱翊钧也抬起了头，记下了张居正的这句话：耳目之臣，为博誉于一时，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这话鞭辟入里，将大明晚期科道言官的面目刻画的入木三分，抗旨不遵扶摇直上，违私请托身败名裂。

冯保看张居正说完，开口说道：“海事学堂事涉海贸事，咱家讲的更明白些，这就是块大肥肉，日后门生故旧，都是倚仗。”

“现在元辅让大家推举，这是不吃独食，大家举荐任事之人，最好是真的能做事的循吏，办不成，举荐之人不能任事，元辅先生吃起独食来，各家各门，别再哭闹纠缠就是。”

冯保就负责把话翻译成大家能听得懂的话，把话说明白，增加商议的效率，而不是隔着一层窗户纸，玩你猜，你猜我猜不猜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