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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ldo;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

果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

&rdo;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

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ldo;不要哭，快完了!&rdo;果然很快就完了。

这就是&ldo;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rdo;的道理。

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

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至于《孟子》书中的&ldo;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rdo;这两句文言，尤其别具韵味，而且也特别悲凉。

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

&ldo;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rdo;大地尽是一片流民饥荒的景象。

悲凉，惨痛!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

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ldo;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贪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rdo;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农村乡镇的衰落偏废，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它的变相结果，也有&ldo;老弱困守故土，壮者散处四方&rdo;的景况。

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也同样会有此悲鸣，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

君道与臣节

除此以外，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讨论。

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

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

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

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后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ldo;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

&rdo;这是不易的原则。

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

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

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

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例如孟子讲三道，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

但事实上，以商纣的暴虐，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间，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将近一个世纪，还有&ldo;殷之顽民&rdo;，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

最明显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齐，&ldo;义不食周粟&rdo;，饿死在首阳山上。

其实，历史上所记载的&ldo;殷之顽民&rdo;，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因为作史者立场，所以称他们为&ldo;顽民&rdo;，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

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后，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时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