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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对“本我”

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

然而他虽一心想“作圣”

，又不时要“率性”

，甚或试图在“率性”

的方向上“作圣”

，以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

观其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

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

的方向努力。

结果，胡适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意无意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

而近代中国又以“变”

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

用朱自清的话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

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

[29]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近代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

。

[30]所以他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所处时代社会的位置，不愿给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适晚年还记得康有为曾对他说：“我的东西都是二十六岁以前写的。

卓如以后继续有进步，我不如他。”

[31]或许胡适自己是介于康梁之间的：他总想继续进步，处处像梁；而其主要的“东西”

，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于康；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书，正凸显其亦梁亦康的一面。

胡适还有一点像康有为，即他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的宗教使命感，他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前述胡适关于儒家的定义及其对神会和尚的想象性描述，都是非常明显的夫子自道。

更有提示意义的是前引他对传教士价值的界定——“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

这种使命感使胡适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他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

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

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他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

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他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