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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若“夷狄”

本身无“变夏”

的愿望，中国儒生一般并不觉得有努力使其“变夏”

的责任感，更不用说使命感了。

中国传统行为准则的一个要点即《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

要别人先表示了“向学”

的愿望且肯拜师，然后才鼓励教诲之。

主动向人输出知识，即是“好为人师”

，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提倡的。

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中外关系。

中国对于倾慕华夏文化的“四夷”

固表欣赏且予鼓励，亦可向之传播中国学问。

但“夷狄”

若不行夏礼而用夷礼，通常亦听任之。

至于对不友善的“夷狄”

，更禁止向其输出中国文化。

西方传教士既然是骑在炮弹上飞到中国来，则中国人之不欲让其了解中国文化正在情理之中。

19世纪中西接触之初，不仅中国书籍严禁出口给西人，就是中国语言文字也是不准教授给西人的。

因此，西方传教士远比中国儒生更热衷于使对方改变其思想方式。

中西文化之争是以自觉而带进攻性的西方向防御性的中国挑战为开端的。

中国士人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文化竞争，已是在西方发动一系列进攻之后了。

中西文化竞争的第一步就是要证明自身的文化优于对方。

中国士人既然是竞争中被动的一方，一开始并未感到有必要证明其文化的优越。

且中国人视经典文献为华夏文化的核心，而文化典籍的优劣是很难靠自身证明的。

但有备而来的西人在声称其文化优越的同时，尚携有近代工艺技术为证明的手段。

早期的中西冲突多在沿海，航海和海防恰又是中国工艺技术最为薄弱之处，乃进一步加强了西强中弱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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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强势本身也是一种说服的手段。

船坚炮利的力量不仅在于其军事的效率，而且在于其体现船炮制造者本身的优越性。

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有意识地使用当时最先进，也是英国第一艘铁甲舰“复仇神”

号（thenesis），就是要向中国人显示其最新的近代技术。

这一着显然达到了目的。

“船坚炮利”

给中国人的印象极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成为中国思想言说中西方“长技”

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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