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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2页）

就是借文艺复兴时欧洲国家的前例来说明中国问题。

前面说过，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与以前的白话文运动不同之处就是不分“我们”

与“他们”

而要合成一个中国的“全国人民”

，其思想资源正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国语促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先例。

但胡适也指出，文学革命与以前的白话文运动另一不同之就是“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作‘死文学’”

。

[62]换言之，文学革命的建设性中本身就包含了主动的攻击性，要主动与传统决裂。

以前不少人将新文化人的激烈反传统归因于传统的压迫，实际上恐怕主要不是这么一回事，反传统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结果。

在传统没有粉碎和新旧没有打成两橛的情形下，康有为革新孔子，章太炎发展庄子的齐物论，虽然已搀和不少西洋内容，总还是在传统中寻找资源。

这与五四人完全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相去甚远。

章太炎的齐物论融会佛老，“以不齐为齐”

，在精神上恰上承晚清诸子学兴起时的多元倾向，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温故而知新”

的传统精神。

这与五四人接受的近代西方必破而后立的取向正相对立。

五四人之接受破而后立的取向，一方面是受中国近世思想激进化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

沿此趋势发展下去，更形成不学西方就是保守，而保守就不爱国的认知。

民国以还，中国“新”

的崇拜有增无减。

林语堂在1926年参与东西方文明讨论时，认识到那些讲东方精神文明者多少有些“东方的忠臣义子爱国的成分”

。

他主张，爱国要搞清利害，若“反以保守为爱国，改进为媚外”

，则对中国自身不利。

[63]林氏的观点正确与否暂可不论。

惟其在“以保守为爱国”

之前加一反字，实透露出保守即不爱国的潜台词。

且林氏这样说时毫不感觉有加以解释界定的必要，可知这已是许多人的共识。

林语堂在民国远非以激进著称，尚且有此认知，余人之观念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激进化进展中，胡适既深受这大趋势的影响，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

同时，胡适在归国前自定位为传教士的使命感，将会使他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

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

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的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

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他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