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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第1页）

胡适在留学时曾提出：“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ade）。”

中国人订婚之后，双方对对方都能产生“特殊之柔情”

，虑其所虑，喜其所喜。

到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

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

这里恐怕半是自解，半是希望。

胡适起初也很想发展他与冬秀那“名分制造的爱情”

，多次提出与冬秀通信，而竟然终不可得。

一方面因为冬秀识字不多，写信困难，但主要还是因为以传统礼俗论之，这样的通信实是“越礼”

，故江冬秀不得不“避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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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胡适在结婚前一直想见冬秀一面而不可得。

他在归国前的诗中自叹：“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晚年仍在说：“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

到我民国六年回国，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还是看不到。”

可见他终生不能忘记那次专程去看人而不达目的之事。

这当然仍怪不得冬秀。

唐德刚先生是极少看过江冬秀日记的人中的一个。

她在日记中记述了胡适初回国时到江家要想看她，她颇“不好意思”

，想见又不敢见，不得不躲在床上装病，自己又暗暗落泪。

实际上，她也不可能“敢”

，因为家里的人仍不准她“越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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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适于婚姻重“名分”

和“实际需要”

的倾向在前面那段话中也表现得很明白。

胡适后来虽然提倡易卜生主义，但自己要“作圣”

，便不能走极端。

以他幼年的家境，孤儿寡母在大家庭中看脸色度日，后来能留学美国念博士，来之不易，他自己是十分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