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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祭与社会（第4页）

。

唐之崔郾，有德于乡，死后谥曰德，人为立“德星社”

。

后晋天福六年（941），在澶州建奈河将军堂，祀奈河将军，由社邑中人集中祭祀，

显然也属于偶像化的社庙。

元代，燕之永清人史伦，少好侠。

金末，中原生灵涂炭，史伦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士族陷为奴虏者，则出金赎之”

。

当史伦死后，河朔各郡结成“清乐社”

40余个，社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

。

这个清乐社，究其实，就是祭祀史伦的社团。

一至明代，社神偶像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

按照传统的说法，社祀的本意为报后土之功，然明代社庙所祀，已经“不必专后土”

，有些即“为里人而神之”

。

明人袁黄为宝坻知县时，政绩颇佳，民间就“私绘公像，饮食必祭，家家尸祝”

。

不久，袁黄升迁，民间百姓又在城西建生祠，“春秋立会以祀公”

。

这种生祠，虽与报乡先生之德的先贤祠有所不同，但同样也是社神偶像化的一个侧面反映。

值得指出的是，社的祭祀与崇拜，归根结底是百姓对五土五谷的祈报。

所以，后世各类土地庙、土谷祠的出现，事实上是古代社祀的又一变种。

大致说来，社主要是祀山林川泽原隰之神，可以称之为地祇庙。

而祀先代之有功德者，只能称人鬼。

可是，后世的土地庙，有了陆宣公、子胥、武侯、卫公之称，显然已将人鬼、地祇合而为

在明代，土地神的崇拜相当盛行。

如浙江吴兴，家家供奉土地神塑像，“著地供之”

。

据传说，起初土地神像供在桌上，后因朱元璋干预，才改为“供土地皆土上也”

。

此外，吴兴妇人信仰土地之神甚谨。

每月朔望，妇女就在堂中设果茶，茶多达30碗，以供奉土地神。

供毕，“或通饮啜于邻妪”

。

这种由供奉土地神变化而来的茶会，于是也就成了民间妇女交往的一种手段。

在明代的各级地方儒学中，也往往设有土地祠，供奉人格化的土地神。

这大概就是由前面提到的“瞽宗祠于学，乡先生祠于社”

变化而来。

如唐人张旭曾为常熟尉，明初常熟儒学中的土地祠神，就是唐代的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