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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弹劾李次青,并不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影响推荐和弹劾,一代名臣的宽广胸怀,自然千古不朽。
曾国藩认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在如何去认识人。
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
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
,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
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
“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
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
。
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
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
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用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
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
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而终无所成。
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官员拜访图清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
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
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
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付;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
。
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
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是汉族地主要在清王朝中获得更多机会的隐约反映。
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
其实,甄别,就是考察。
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
。
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做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
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
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
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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