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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14页）

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人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兄弟对清政府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毫无疑问，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清军的力量在消衰下去。

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根据地。

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

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讽、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拥护，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

七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则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杨岳斌、彭玉麟，而水陆不一，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有以教之。

先生带出，仍当恳带我归里”

。

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

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

督办江西军务的薛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之帅礼。

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

。

可见“曾家军”

——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

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

。

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

曾国藩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

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

。

每每想起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

。

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胡文忠公遗集清

书中汇集胡林翼的奏疏、书牍与批札等，罗列了他在整军经武、察吏安民等方面的“大政”

，反映出他在贵州镇压人民起义，尤其在湖北、安徽等地对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情况则是，湘军的将领们大多已高官厚禄，由曾国藩保举的胡林翼不但早已官到巡抚，而且新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已授浙东布政使，并加巡抚衔，连当年以千总应募的杨载福也已官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曾国藩仍不过一在籍侍郎，无地方实权，且官位低于胡、李、杨等。

这使曾国藩不由得感慨系之。

他在咸丰八年四月初九写信给远在江西吉安的曾国荃说：“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

因此，他希望曾国荃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

在这种湘军节节取胜、统领者步步高升的情势下，曾国藩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了，再也按捺不住立功成名的急切心理，难以在寂寞的山村待下去了。

《湘军志》说：“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率皆起罗、王部曲，独水军犹隶彭、杨，而杨载福已升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

正在这时，清廷谕江西巡抚耆龄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驰浙江、在清军聚集浙江，互不统率、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清廷亟需要物色一名“声威素著之大员”

，来统率各军，才能“措置裕如”

。

胡林翼早在咸丰七年十月就奏请起复曾国藩，朝廷未许，这次，又继给事中李瀚章等之后，趁机再次奏请复起曾国藩，故清廷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上谕，根据胡林翼的说法，写了萧、张、王等皆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

的话。

由于上述多种因素，曾国藩便不再考虑自己说过的统兵者非位兼巡抚不可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