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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4章 内阁碑的由来（第2页）

权高则体大，职能虽依旧是票拟、草拟诏赦，参与协同中枢决策、顾问等基本内容，但对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从两个地方可以简单说明：

第一，到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虽然是出于君主政治的现实需求，但毋庸置疑的是，因皇帝年幼，皇太后和皇帝都授予了张极大的权力。

“万历新政”

的成功推行就是一证。

内阁大臣权倾朝野，颇有声望，本身对皇权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内阁原为私臣，是中央集权的必然。

而明朝还有一个鲜明的政治特色，“宦官专权和朋党搏击”

。

皇帝通过身边宦官，允许他们识字读书，代批“批红”

，也是为了牵制内阁权力，更好地维护皇权。

从这宦官制度发展也能看出内阁对皇权存在一定的制约。

内阁的兴盛颓衰也是侧面反映皇权变化的渠道，其中因明朝历年皇帝能力、性格等原因，对内阁的接纳和管控有所不同，内阁的权力大小也随之变化。

但整体上看，内阁制度是封建皇权统治的产物，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强化功不可没。

实际上，内阁与皇权的“制衡”

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永乐中后期，内阁权力上升。

具体表现在阁臣票拟权力的发展。

皇帝赋予部分阁臣秘疏言事的特权，从而使阁臣能够更好的辅助皇帝处理奏章。

宣德时期，内阁票拟权得以制度化。

一直到正德时期，内阁的首辅和群辅的分化区别，让内阁权力进一步合法化。

但此时，内阁还不能说与皇权展开了斗争，皇权始终位居高位。

到了明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内阁权力逐渐达到明朝时的顶峰。

尤其是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内阁尽收部权，似乎自然而然地压制了皇权。

虽说是皇帝授予首辅的大权，但张居正的确也以帝师身份，擅罢朝臣，大小事务“听张先生处分”

。

内阁几乎僭越在皇权之上，皇权顺势处于下风。

万历中后期，内阁权力衰弱，皇帝有意压制，再加上张首辅权倾朝野的局面，诸臣怯于向皇权发难。

皇权有逐渐收紧之势。

到崇祯时期，内阁与皇权的斗争更见端倪。

当时，阉党势力得到清除，内阁面临重建难题，皇帝之位本就大费周折，力求君主专制更加集中，皇权与内阁几乎针锋相对。

崇祯二年三月就处置258位逆案臣子，阁臣选拔更是煞费苦心，前后超过50人参与内阁，只为建立一个皇帝能掌控的内阁。

皇权与内阁的斗争是必然的。

随着内阁权势的扩大，皇帝对阁臣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