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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9窟乐队飞天、第329窟莲花藻井飞天、第148窟六臂飞天、第44窟龛内飞天、第320窟华盖飞天、第158窟西壁飞天、第85窟乐队飞天、第161窟乐队飞天,榆林窟第15窟伎乐飞天、献花飞天和击鼓飞天等)
极乐,既然是活人对死后的愿望,那就离不开活人的现实欲求。
当画工们把生活中的山水风光、舞榭歌台、胡乐胡姬、流行乐器,改头换面,和佛天诸神混合一起,理想与现实,生与死,彼世与此世,天国与人间就变得密不可分了。
在这里,现实被理想化,理想也被现实化,人们便把现实中难以满足的那一部分愿望,画在这里,慰藉自己,补偿自己,平息自己,达到宗教使心灵获得宁静的意义。
树隙中耸然的莫高窟。
涓涓流淌的宕泉。
飞鸟。
三危山以及鸣沙山和月牙泉富于神秘色彩和空远意味的外观。
唐代以前,宕泉水势疾猛,洞窟多在中上层。
到了唐代,中上层崖壁已然布满洞窟,没有空间,这时富于灵性的宕泉好似会意,水量忽然变小。
人们开始在下层开凿。
唐代的洞窟,无须细讲,一望即知。
传统的中心柱式很少见到,侧墙壁上那些专供沙门苦修的禅洞不见了。
完整而宽展的墙壁上,正好可以画巨幅图画,以适应唐人心境博大之所需。
一种结构繁复、规模宏大、形象精密的经变画,得以尽情施展。
众多泥塑的神佛也有了宽绰的安身之处。
故而,一入唐窟,压倒的气势,华美的境界,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情味,便迎面扑来。
如果说隋代的塑像与壁画注重人物的特征刻画,唐代则着意于人物的内心表现。
堪称国宝的莫高窟45窟一铺七身的塑像,最具代表性。
包括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
正中的释迦牟尼是中国式佛像的经典作品。
北魏时期那种冷峻莫解的神情全然不见,现在则是中国人所愿意看到的模样‐一种怜惜众生的慈祥,一种法力无边的庄严,一种博爱与宽大为怀的气概。
他端坐在八宝座上,袈裟随身垂落,于庄重肃穆中略带松弛自然。
庄重肃穆是佛的尊严,松弛自然便是唐代佛教显露出的欲与人间相通之意。
释迦二弟子的塑像比起隋代那两身(莫高窟第419、427等窟),不强调外貌特征,不夸张表情,而是收敛目光,不形于色,致力于内在情绪与个性的挖掘。
从大弟子迦叶微耸的眉头,略含苦涩的嘴角,深沉的目光,崚嶒的胸骨,来体现这位僧人的非凡经历所铸成的复杂性格,而同时他的一种赤诚深挚之情,仍使人分明感到。
小弟子阿难的塑像是敦煌莫高窟的顶尖之作。
对这位处世甚浅的僧人,塑工不着眼于他的单纯,而在其低眉信首之间,透现他天性的平和与顺良。
特别是双手相握,身体侧倚,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一位近侍佛陀的小僧人的亲昵可爱。
这种由倚侧的身姿表达出的亲昵感,也同样在一左一右两尊胁侍的菩萨身上。
菩萨的垂目、低首、斜颈、倚胯、扭腰‐尤其是腰间裙带间松垂的腹部,都生动和逼真之极地塑造出菩萨特有的柔和慈爱的美。
站在菩萨两旁的一对天王,比起隋代的天王力士(莫高窟第427窟前室),更具威猛气概,也更像中国的武士。
公元619年(武德二年)大唐立国第二年,站脚未稳。
山西叛臣刘武周和宋金刚勾结突厥人攻打太原。
唐高祖不好动用太子,便派遣次子、年仅22岁的秦王李世民率兵打击叛军。
这等于给了李世民一个展露才能的机会。
李世民率军从龙门渡黄河,与叛军苦战半年,常常是三天吃一顿饭,夜夜和衣而卧,终于以少胜多击溃叛军。
全军凯旋至蒲州永济镇时,将士们用旧时军歌,填上新词,高歌唱道:
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
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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