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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在艰难而壮丽的革命征途中，正如大江奔流，难免泥沙俱下。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叛徒。

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然而它没能阻挡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

那些叛徒们的卑鄙行径，则永远为人所不齿！

刘建绪的&ldo;围剿&rdo;，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的那次&ldo;围剿&rdo;要多，但是，我们反&ldo;围剿&rdo;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ldo;围剿&rdo;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干部。

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迎接抗日高cháo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ldo;围剿&rdo;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

当我们知道了党中央一九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一九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

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

例如，当北平&ldo;一二九&rdo;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

一九三六年六月发生了&ldo;两广事变&rdo;，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ldo;突击队&rdo;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一九三七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一九三七年五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ldo;围剿&rdo;进入最严重的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

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ldo;七七&rdo;事变、&ldo;八一三&rdo;事变相继爆发。

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cháo的压力，其&ldo;北和南剿&rdo;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

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ldo;共产党投降了。

红军被收编了&rdo;。

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

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ldo;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rdo;。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

县长说：&ldo;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rdo;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

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一九三四年七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

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

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