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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3页）

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

比如&ldo;打肿脸充胖子&rdo;，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

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

所谓&ldo;倒驴不倒架&rdo;，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

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

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

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

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

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

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ldo;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

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rdo;有没有用全靠自觉上海的做法则是在站设&ldo;坐队&rdo;和&ldo;站队&rdo;，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ldo;坐队&rdo;的前面。

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学。

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

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

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

交通规则只规定&ldo;不许带人&rdo;，没说&ldo;不许背人&rdo;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

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

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

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

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

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