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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

（《清史稿&iddot;魏廷珍、任兰枝传》）。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们欺骗的种种伎俩，就逃不过乾隆的法眼。

有一次在阅读一份奏折时，一个大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告皇上：&ldo;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

&rdo;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

这就是地方大臣的&ldo;会做人&rdo;之处，也是他们&ldo;取巧欺君&rdo;之处。

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

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ldo;头功&rdo;，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

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会次次那么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

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

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ldo;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

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rdo;的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

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

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

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

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

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

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ldo;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

&rdo;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的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

他说：&ldo;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rdo;然而，他深恶痛绝的这一政治危害又实在是中国政治中最难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执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处理朋党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问题。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

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

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后期的内阁首辅，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

雍正皇帝甚至曾经说过：&ldo;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

&rdo;张廷玉则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任文渊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被雍正称为&ldo;第一宣力大臣&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