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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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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shg.tw）”

！

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位自费到巴黎“观会”

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

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这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选择英、美、苏同盟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毕竟有已经搅进战局的既成事实，既然已经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当英美跟日本打起来的时候，站边，自然得选择英美。

蒋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胆的决定，是在英美卷进来之后，公开跟日本绝交并宣战，总算给打了4年多的中国军民一个交代。

然而，这样的“明智之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没有招惹中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先断交后宣战。

虽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欧洲打仗，而且对在华的德国人也相当优待。

但是作为一个大而弱，一向为欧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国家，这样做，毕竟有些风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谁更强些，谁能打赢？在当时，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

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双方估计多半打不起来。

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把宝押在日后的胜利者协约国一边？实在是个谜。

说他们明智固然可以，说他们运气好，也许更合适。

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之强，举世闻名。

东方国家的军事改革，大抵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

主政的中国政府总理段祺瑞，就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陆战，万里之遥的那一部分当家的中国人，凭什么认为德国一定会输呢？万一押错了，最后命运最惨的，肯定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后国家留学生的惯例，留学哪国，多半就亲哪国。

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却力主对德宣战。

而虽然没有留英，但出身海军，且受英国教育影响的总统黎元洪（他的老师是留学英国的严复和萨镇冰），意见却跟段祺瑞相左。

双方还为此闹到撕破脸皮，惹出来张勋复辟。

试想，生性懦弱，且手上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胆敢跟段祺瑞闹翻，如果不是出于对宣战后整个国家的命运的担忧，估计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政府这一宝押着了。

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

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

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给庚子时死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国式的石头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把原来的字迹磨掉，成了“公理战胜”

碑。

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踌躇满志地得到了政府发的大勋章。

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公理战胜”

。

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三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帮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