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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军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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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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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所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

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

五四运动的发生，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阀正处于裂变时期，当家的段祺瑞和他的亲信们，志大才疏，自不量力地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激化了国内包括北洋团体内部的所有矛盾，危机四伏。

但比较起来，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于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

固然此番国会选举，招致诟病颇多，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操控以及贿选行为，但比起后来的军阀对代议制的无情践踏——曹锟公然贿选，张作霖和冯玉祥扶植相关人搞没有代议机关的执政府，段祺瑞的军政府，还是要好得多。

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

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

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后站着的是北洋军人，但这些军人却没有用军人的方式来君临天下，控制社会。

北京政府如此，各地的军阀也如此，握有实权的军人，是发言权最大的人，但省议会都在运作，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记者批评当道，学生们表达意见，一般不会有军人前去干涉，即便人家骂到了自家头上，最大的惩罚，也无非是查封报馆。

这边查了，那边人家再办。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军人政权比较弱，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省甚至省下面的地方，军人割据，各行其是。

其实，即便这些当家军人实力不强，若想压制舆论，干预教育，也是足够用的。

就像1926年之后的奉系，控制北京之后，干涉大学，捕杀记者，硬是蛮干，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

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

袁世凯的帝制，原本无非是力图解决辛亥革命以来的政体骤变、致变乱相的一种努力，增强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而被削弱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但是，在地方势力坐大，积重难返的情势下，反而成了导致自己溃败的由头。

因为这种帝制自为的做法，严重违背进化的道理，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

然而，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挣扎以及溃败，却进一步强化了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些武夫，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

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

同时，“五四”

又是一个如此高调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议运动，社会上的商人和市民也怀有和学生们一样的对巴黎和会的情感落差，而且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引发了以往皖系政府亲日政策的所有潜在的危机，各种的不满与冲突，都随着爱国运动迸发出来。

北京政府内部，矛盾也开始激化。

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

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

在士子与丘八（士兵）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

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所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

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

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