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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2页）

为了便于捉拿逃叛，渡过困难时期，他下令实行警报制度。

因为白天行人满街，擦肩接踵，有警时必然人人注目，无法逃脱。

夜间人们安睡，逃叛的大可乘夜深人静时活动。

尤其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各官难以立即知道。

努尔哈赤下令设立云板、铜锣、大鼓三种警报器，凡是有敌人入侵，军情紧急时，击云板。

城内有叛变、逃亡的人，敲铜锣。

有报喜、大捷等事情时，击大鼓。

三种警报器都设在汗的大衙门和八和硕贝勒的衙门[17]。

努尔哈赤虽然实行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却没能使辽民完全安定下来。

尤其是他所采取的某些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许多汉族农民不肯归田生产，流荡在社会上。

在后金军进入辽沈的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许多田中的谷物都没有人去收割。

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方吉纳等官员率领耀州、牛庄、海州的女真人到娘娘宫一带去收获&ldo;叛民&rdo;的谷物。

命令石副将、主守备官等率领盖州、耀州、海州三城的汉人到复州各个村庄去收获麦子，摘棉花[18]。

农民不耕田，不收获，社会上的谷物越来越少，百姓没有吃的。

女真、汉人、蒙古合住食谷的户也难于糊口了。

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凡是汉人富有的家庭不许擅自出售粮食，把多余的谷物一律送到官府衙门，给少许的钱作为报酬。

如若不肯送来或私自出卖，一经发现，就把家中所有的谷物全部没收，并将本人处以死刑[19]。

严禁汉人富户私自售粮，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后金社会上的粮食困难问题，因为要想生产粮食，必须先安定民心，要想安定民心，又必须积极鼓励生产。

因此，努尔哈赤要解决如何安定民心和得到粮食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鉴于后金社会上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基本上采取强制政策。

以复州的情况为例，天启三年，有男子一万一千多人，他们的谷物却颗粒无存，人们把麦子做成炒面，等待时机，准备逃叛[20]。

行踪不定的乞食流浪者，大批地流动在社会上，既无助于农业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

这些人的出现，原因故然很多，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努尔哈赤的屠杀，压迫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而且努尔哈赤除了继续下令追捕以外，没有其他解脱的办法。

为了一箭双雕，既使乞食的流浪者没有容身之地，又使富户拿出多余的粮食来，努尔哈赤又采取穷求民财，逼民走上绝路的政策。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努尔哈赤实行清查政策，以汉族家中存放各物的多少，作为忠于新汗，还是心怀二意，准备逃跑的标准。

就是说，凡是穷得家无存财，囤无存粮的人，都是不安心耕田，准备逃叛或作为&ldo;奸细&rdo;的证据。

同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派出手下的大臣，按照牛录分户量谷。

在英格、赫彻木、穆奇（今辽宁省新宾县境的木其公社）、马尔顿（今新宾县上夹公社马尔墩村）、扎库木（今抚顺县西部扎库木河一带）等抚顺路东部五地，查汉人五牛录的汉户是否有谷物时规定，按照女真的升，每口人平均有六、七升谷物的，算作有谷的户，仍然令他们居住原地。

一口人平均有五升谷物，另有家畜折价计算，足六、七升谷的，算作有谷的户，否则，列为无谷的户。

抚顺以东各路的汉人是编入牛录的，他们单独居住，没有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较高。

抚顺路及其以西的汉户，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稍低一些。

平均每口人有五升谷物的，便列入有谷的户。

平均每口有四升、三升谷物的，又另有牛、驴的，也列入有谷的户。

若是仅有三、四升谷物，而没有牛、驴或谷物更少的，都算作无谷的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