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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第3页）

广东汉墓又发现两个蓝料碗和整份成串纯净蓝色珠子，其中还有些黄金质镂空小球。

年来这部门知识日益丰富，二千年前汉人墓葬遗物中玻璃装饰品的出土范围越加普遍。

除中原各地，即西南的成都、南方的广州、东南的浙江以及中国东北和西北边远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各个地区，都有品质大同小异的实物出土。

小如米粒的料珠，也以这个阶段中坟墓中出土的比较多。

惟第二类复色的彩料珠，这时期已很少见。

至于彩釉陶球则更少。

原来这时节中国釉陶用器已全国使用，如陕、洛、河北、山东之翠绿釉，广东、湖南之青黄釉，长江中部各地之虾背青釉，以及长江下游江浙之早期缥青釉都达到成熟时期。

并且有了复色彩釉陶，如陕西斗鸡台出黄釉上加绿彩。

出土料珠一般常是绿蓝水青单色的。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应数长沙和洛阳出土，长度约三公分小喇叭式的蓝色料器和一九五四年在广州出土的大串蓝料珠子。

湖南出土的品质透明纯净玻璃矛头和广东出土的二玻璃碗，格外重要。

因为可证明这时期工人已能突破过去限制，在料珠以外能烧成较大件兵器和饮食器。

由于海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汉代或更早一些时期，西北陆路已经常有大量中国生产的蚕丝和精美锦绣，外输罗马、波斯和中近东其他文明古国，并吸收外来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

这种玻璃生产品，除中国自造外，技术进展自然也有可能是由于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

并且还有可能一部分成品是从南海方面其他文明古国直接运来的。

因《汉书·地理志》载黄支调斯诸国事时，就提起过武帝时曾使人“入海市明珠璧流离”

，又《西域传》也有罽宾国出“璧琉璃”

语，《魏略》则称“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

。

但从出土器物形式，如作云乳纹的璧，白料蝉、浮雕子母辟邪的剑饰、战国式的矛头等看来，可以说这部分实物，是只有在国内才能生产的。

晋南北朝以来翻译印度佛经，更欢喜用“琉璃”

“玻璃”

等字句。

因此，过去中国历史学者受“中国文化西来说”

的影响，多以为中国琉璃和陶器上釉的技术，都是外来物，而且时间还晚到汉魏时代。

近年来新的殷周有釉陶器的发现，和晚周及汉代大量精美玻璃实物的出土，和数以万计墓葬材料的陆续出土，已证明旧说见解实不正确。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中国工人制造玻璃的技术，由颗粒装饰品发展而成小件雕刻品，至晚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末期已经完成。

再进一步发展成日用饮食器物，二千年前的西汉也已经成功。

战国古墓中，已发现有玉色琉璃璧和玉具剑柄，以及剑鞘上特有的玻璃装饰物品。

汉代墓中并有了死者口中含着的白琉璃蝉，广东汉墓并且已经发现琉璃碗。

魏晋时人作的《西京杂记》《汉武故事》《飞燕外传》和《三国志·胡综别传》，如记载还有一部分可靠性，则早到西汉，晚到三国时期，还使用过大片板状琉璃作成的屏风。

虽然这时期小屏风做蔽灯用的还不过二尺见方（见《列女仁智图》），用于个人独坐的，也不过现在的三尺大小（见彩筐冢所得彩漆筐上绘孝子传故事）。

然而还是可以说明板玻璃已能有计划烧出。

换言之，即中国板玻璃的应用，时间有可能也早过二千年前。

三国以后诗人著作中，已经常提起琉璃器物，如著名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说及琉璃榻，傅咸文中曾歌咏琉璃酒卮，其他还有琉璃枕、琉璃砚匣、笔、床各物。

又著名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内容多是辑录魏晋人杂传记而成，其中记“满奋畏风，在晋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实密似疏，奋有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