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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甸工艺试探（第5页）

出土文物中，也发现过不少实物可以证明。

例如故宫所藏高过一尺、半径过一尺的鎏金大铜旋，器物本身足部和承盘三熊器足，就加嵌有红绿宝石和水晶白料珠子等。

其他洛阳各地出土器物，镶嵌水晶、松绿石和珠玉的也不少。

前几年，江苏且曾发现过一个建筑上的黑漆大梁板，上嵌径尺青玉璧，璧孔如嵌一径寸金铜泡沤，上还可承商代斧钺衔璧制度，联系近年洛阳西汉壁画门上横楣联璧装饰，可以对于《汉书》中常提过的汉代宫殿布置“蓝田璧明月珠”

叙述，多有了一分理解，得到些崭新形象知识，为历来注疏所不及。

汉代官工漆器物中，除金扣黄耳文杯画案外，又还有剪凿金银薄片成鸟兽人物骑上舞乐，平嵌在漆器上的。

金银、珠玉、松绿石、红宝石、水晶、玛瑙，以及玳瑁，均有发现，惟蚌片实少见。

主要原因不是原料难于技术加工，可能还是原料易得，不足为奇。

杂宝嵌工艺在晋南朝得到进展，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出于政治排场，晋《舆服志》《东宫旧事》《邺中记》《南齐书·舆服志》，即有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二、出于宗教迷信，由《三国志·陶谦传》到《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和王劭《舍利子感应记》，及南北史志传中许多记载，都提到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南北统治者愚昧无知，谄佞神佛，无限奢侈靡费情形，魏晋时托名汉人遗著几个小说，和时代相去不多的《神仙传》《拾遗记》，内容所载人物事迹虽荒唐无稽，美而不信，但记载中有关服食起居一部分东东西西，却和汉代以来魏晋之际物质文化工艺水平有一定联系，不是完全子虚乌有，凭空想象得出。

三、为豪门贵族的竞奢斗富的影响。

如《世说·汰侈篇》及南北史志传记载，和当时诗文、歌咏，无不叙述到这一时期情形。

西晋以来，工艺方面进展的重点似均在南方。

如像绿色缥青瓷的成熟，绿沉漆的出现，纺织物则紫丝布、花綀、红蕉布、竹子布，无不出于南方。

北方除西北敦煌张骏墓的发掘，传说曾出现过大量玉器，且有玉乐器、玉屏风等物出土，此外似只闻琉璃制作由胡商传授，得到新的进展，大有把玉的地位取而代之之势。

夹纻漆因作大型佛像，也得到发展。

其余即无多消息。

关于雕玉，南方更受原料来源断绝影响，不仅无多进展，且不断在破坏中。

如金陵瓦棺寺天下闻名三绝之一的玉佛，后来即不免供作宫廷嫔妃钗鬟而被捶碎。

加之由于神仙迷信流行，用玉捣成粉末服食可以长生的传说，成为一时风气，葛洪启其端，陶弘景加以唱和，传世玉器因此被毁的就必更多！

（这也就是这一时期南北殉葬物中均少发现玉器另外一个原因。

）当时琉璃已恢复生产，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由珠子和小件璧环杯、碗而作成屏风，和能容百余人的“行殿”

，也可说即由于代替玉的需要而促成。

当时豪族巨富如石崇，虽说聘绿珠作妾，用真珠到三斛。

另一妾翾风，则能听玉声，辨玉色，定品质高下。

但和王恺斗富争阔时，提及的却是紫丝布、珊瑚树一类南方特产。

且力趋新巧，以家用待客饮食器物，能够全部是琉璃作成为得意（这种琉璃碗有时又称云母碗，专为服神仙药而用。

近年在河北省景县封氏墓曾出土两件）。

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

因为许多杂宝名目虽然已经常在汉代辞赋中使用，至于成为一般人所熟悉，还是从佛经译文中反复使用而来的，六朝辞赋中加以扩大，反映虽有虚有实，部分大致还是事实。

例如常提到的兵器、鞍具、乐器和几案、屏风的各种精美镶嵌，大致还近事实。

使用材料且扩大到甲虫类背甲、翅膀，日本收藏文物品中，就还留下个典型标本。

蚌片镶嵌，既有个工艺传统，且光彩夺目，原料又取之不尽，且比较容易技术加工，和漆工艺结合，并可得到较好艺术效果，螺甸重新在工艺品中占有一个位置，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

它产生、存在，而实物遗存可不多，大约有三个原因：

一、由于和日用漆木器结合，保存不容易。

二、由于和宗教结合，历史上好几次大规模毁佛，最容易遭受毁坏。

三、由于当时生产即属特种工艺品，产量本来就不大。

七弦琴多称金徽玉轸，事实上琴徽最常用的是螺甸，这种乐器恰好就最难保存，何况其他特别精美贵重器？《北史》称，魏太后以七宝胡床给和尚，照佛经记载，七宝中必包括有“车渠”

，车渠即大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