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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顺便带您来看看这刚买的房子怎么装修合适,帮我设计设计。
我打算元旦结婚,这家具我女朋友喜欢,打算自己留着用!”
虽说这年月一惊一咋的事不少见,可这会儿我还是感觉到晕糊:“你小子没自己印假钞吧?”
“瞧您说的,这玩笑可开不得!
连带买房子不就五六百万吗?我们这些在道上混了七八年的人,谁还拿不出来?我比他们更想得开,这票票呵挣得来要给自己花,哪个活得两辈子呵?再说,这房子、这些高档老家具,睡在这里也会升值,不用白不用!
对吧?”
两个月后,我应邀参加了笑哥的婚礼,新娘子是通州本地农民。
婚礼很豪华,动用了高档车队、高档乐队,还请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电视台主持人担任司仪。
当年,这场婚礼受到多家媒体站在不同角度上的关注,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偏负面的报道。
倒不是这些新闻人对致富了的农民兄弟嫉妒或是歧视,同仁们似乎是在忧患一个大的社会学命题:财富应该偏重于哪部分人群的口袋?这让我想起头几年计划生育时,有的人口学家曾打着“优生学”
的旗号公开提议:普通人限生一胎,而教授、科学家则可以生两胎、三胎。
类似这样的事情如今听起来似乎更像是一个个笑话,但至今不少人却还在内心深处寻找这期间的“合理内核”
。
当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尽管酒足饭饱,让他们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社会命题,似乎还是有些奢侈,他们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怎样多挣一些钱、怎样把小日子过得更好。
婚后,笑哥告诉我,明年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户口迁来通州,他还打算花点钱把母亲和全家人都弄过来。
“北京的钱好赚,北京的日子过着舒坦,北京的小孩儿考大学录取分数线也比我们老家低得多。
早知道有这条路,当初打死我也不会拎着脑袋去贩毒啊!”
小伙子踌躇满志地说。
“您说说,这北京的钱咋就那么容易赚?”
笑哥坏坏地阴笑着问我。
“我怎么知道?你说说听!”
我倒是想听听他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别低看这些人的智商,一不留神,就会从他们从不刷牙的嘴里冒出一连串醒世恒言。
“北京人都是大、笨、蛋!”
笑哥贴近我耳蜗子,就像道出一个天大的秘密。
小子真坏!
“此话怎讲?”
“他们笨就笨在认为我们农民都是笨蛋,天天拎着金丹当粪蛋卖,好让他们去捡漏!
他们哪知道?我们是拿着粪蛋当金丹卖!
哈哈……”
像笑哥和福建女子那样的故事多不胜数。
潘家园,就像是一个“魔术大师”
,每天都以更新、更刺激、更富于智能含量的手法,上演一幕幕令旁观者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换头术”
——来自五湖四海的倒爷们,不管他们来自哪个穷乡僻壤、犄角旮旯,也不管他们过去是怎样的一贫如洗,只要进入其中,无需多大的成本,也不需要什么高智商,他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不折不扣、腰缠万贯的大小富翁。
据有关方面统计,潘家园每年可造就十万元以上的“富农”
最少有千人以上。
别看这些新富们穿着打扮依旧土里土气或半土半洋,但你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开着小轿车送货、打开电脑上网交易、拿着高档手机通话并将所谓的“高档老货”
拍成照片寻找买主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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