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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诚然，甲骨文字之学大抵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两大宗师，沫若对他们极为推崇，但又认为他们未能摆脱陈腐的封建观念，诸如&ldo;山川效灵&rdo;、&ldo;天启其衷&rdo;之类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笔端，这当然会影响他们治学的科学性。

至于一般古文字学者，平素更缺乏科学的教养，对绝好的史料往往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作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

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不过是一些材料的杂揉，沫若戏呼之为&ldo;纸上的杂货店&rdo;，对此他当然很难满足。

他的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即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罗、王等人的业绩为出发点，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他觉得：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

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

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过手来，正好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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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毋庸置疑，这个设想十分令人鼓舞，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沫若也碰到了不少困难：一是资料匮缺，连必要的工具书都无法自备;二是孤军作战，苦无相与研讨之人。

东洋文库藏书虽丰，但身居乡间的沫若，远道前往查阅深感不便。

《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后编》当是常用书籍，可惜前编无力购置，后编仅能买个残本，以致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

他不得不冒昧投书国内学者，祈求给他这个&ldo;未知友&rdo;以帮助。

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他与王国维曾称许的当时燕京大学容庚教授订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以后频频通函，乐与相商，彼此同气相求。

沫若尤其感激容庚慷慨惠借珍贵图书资料，主动为他推荐文稿。

此外，李一氓也经常在上海为他搜集、购寄所需要的书。

患难之中得到朋友们的勖勉和支持，更鼓起了他攻克科学堡垒的勇气。

考释甲骨、研究历史是极为严肃的工作，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筑在对材料的审慎研究上。

沫若觉得书斋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获得材料，不断消化材料，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突破。

每当他打听到哪里有新发掘的地下材料，必定千方百计觅来过目。

获悉董作宾曾于一九二八年冬从事过殷墟之发掘，著有《新获卜辞写本》，他便通过友人的帮助得以一睹。

一九二九年十月底，传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赴安阳小屯发掘甲骨，他恨不能飞返国门。

不久又听说发掘工作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阻止，他为之惋惜、感喟不已。

类似小屯的被封锁在地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潜藏在祖国的腹腔中不知有多少，有哪个执政者懂得要利用它们来为人民造福?他愤慨，他烦恼!放眼欧美各国，无论是地上的考察抑或地底的发掘，短时期内几乎把所有的领域都踏遍了。

旧大陆的西半部就好象动过腹腔手术一样，已经把五脏六腑的秘密全都探明，学者们自然要背负行囊希冀开垦东半部的处女地赤县神州，毋怪乎西欧各国纷纷派遣学术探检队来踏访中国，连日本人的足迹也已经到达了满蒙、山东，中国的学者怎能按兵不动?沫若热切期待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快点到来，能集合多方面的学者、多方面的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自己亦能跻身这一行列，因而他在给容庚的信中说：&ldo;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

&rdo;1无奈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中国的学者们尽管动了起来，中国的当权者却又把他们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