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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4页）

、“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侵略抱赞赏态度”

等等，后来，干脆就是谩骂了：“不知悔恨的洋奴”

、“文化鸦片贩子”

，等等。

这都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所里新来一位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脸孔铁板，不容我有任何辩解。

他只是读了早已记在本上的几条，通知我停止写作和翻译，全部时间投入学习。

要我写检讨与交代材料，甚至询问我解放前与胡适有没有私人交往？与胡适派其他学者都有何来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记下了他所说的话，并且答应交出我的全部学术笔记。

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脑海里一片云雾，懵懵懂懂几回撞到了树上，撞着了行人。

那时我朦胧意识只是存在着一个念头，怎样去面对妻子呢？这一切，如何去跟少蓁讲呢？

吃晚饭时，少蓁已瞧出我有心事，时不时瞥我一眼。

她脸上也是阴霾密布，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报纸上那些点名批判我的文章，她也猜到了是不好的兆头。

她却并没有急切地向我询问，而是精神疲惫地收拾碗筷，催促方方和圆圆去写作业，又在厨房里足足鼓捣了半小时才出来。

她走到我跟前—；—；那模样至今难忘，眼睛低垂着，外面一圈白边，皮肤是死灰色。

她嘶哑地低声喘息着：“哦—；—；哦，又出了什么事儿啦？”

我的心抽紧了，我实在不愿意告诉她这些事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结结巴巴说着，语不成句，尽量在可怖的事实上再抹上一点儿虚饰的金粉，跟她说，我也许还有希望，只要老实交代……我嗫嗫嚅嚅没有讲完，就被她打断了，“算—；—；啦，算啦，别说啦！”

她用一种冷静出奇的神情，冰冷看我一眼，站起来就走了。

那一夜，我们分居了，我睡在了书房里。

第二天早晨，我见她两眼红肿，可能是哭泣了一夜吧。

我内心很难受，深深懊悔自己使家庭也受到牵累，实在是对不起她和孩子们。

我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两个月后，方方考中学了。

他的各方面功课都很好，在小学当过少先队大队长，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生”

，但，我的右派问题，竟也影响了他！

九月份，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方方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五中，却未能考取。

虽然。

他的考试成绩已远远超过分数线，可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

，就被摒弃在重点中学门外。

少蓁拿到通知书非常惊慌，手簌簌颤抖了。

突然，她迸发出极其凄凉悲恸的痛哭声。

我哆嗦着伸出手，想要劝解她几句。

她猛地推开我，捂着脸孔，呜呜哭着，奔进了房间里。

又过了两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看书，少蓁忽然走进来。

她的两眼直勾勾瞧着我，眼珠在凹陷的眼窝里睁得很大，脸庞显得消瘦和惨白。

“哦，罗水泊，我已经想好啦……咱们，分手吧。”

“好吧，我同意。”

我强抑制住涌上来的泪水，掏手绢，假装捍鼻涕，抹去了它，“咱们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这倒不必。”

少蓁的声调极为冷漠，“那不过是个手续，以后再说。

最重要的，你应该搬出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