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溏心蛋最新章节_第29章群英会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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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群英会二（第2页）

我们到底是用怎样的尺度在丈量古代文学？我这么说绝不是否认文学主体具有一个觉醒的过程，因为即使是经本身也脱离不了原始记事的史学气味，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更遑论文学始祖诗骚中的所谓非文学性的成分。

所以我想要的是问一问这个文学主体的觉醒是从哪一面走向了哪一面。

我们有不同的尺度，但是丈量的是同一个问题。

最怕的就是还没有一个丈量的工具在手中，就急着去用手指比划长度，而当根本无从为继的时候便直接抛开它，彻底否定问题。

所以选择好一个工具，理解其尺度的能指和所指，然后才有丈量的资格。

那么我所谓的‘经史’的尺度指代是什么，我觉得‘经’是一定历史范畴内都普遍适用的规律和抽象理念，‘史’是一时之形势与相应运动之体制。

这些抽象理念从短期看是一定历史范畴内维系社会各领域常态的准则，其精神是抽象的，而构建其型体的每个因素是具体的。

而从长期、宏观的角度去看历史，则这种理念即是抽象的历史发展规律。

古人对于历史有“治乱”

的观念，认为历史是兴废相替的，诸夏民族最早的史学意识‘殷鉴’也体现这点。

而既然有所谓‘乱’的看法，则必得先得有所谓‘治’的标准，所谓‘乱’并非单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动乱之具象，而是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外儒内法’的方法论、官僚政治的基本政治框架、自然经济的基层形态等构成的王朝相悖的现象。

那么这些构成中国古代政权的基本理念就是狭义的体制构成因素。

而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中国古代土地拥有日趋集中的问题在历朝后期都是积重难返的，从而构成了社会动荡并冲击着维持体制的秩序。

它将会带来新一轮的资料分配和重构，但是一旦新一轮的重构日趋稳定之时又会自然向着传统体制靠拢，从而使得重构的仅仅是既得利益者集团，而非根本支持其巩固既得利益的核心理念。

那么这个历史循环的大规律就是宏观意义上的规律，其于中国古代而言，是一种厚古薄今的，像台风眼那样的理念。

它不断散发出的劲风将摧毁很多东西，使之成为历史，但是台风眼本身所处的地方却是一纹不起。

其影响亦如台风一样，愈远而受灾愈小，所以中国古代大乱的爆发将摧毁中央朝廷的既定组织架构，但是其影响之末的农村组织的套路却是亘古不变。

从秦汉起，中央朝廷官僚的位阶制度经历了从秦的爵秩制到汉的禄秩制到魏晋南北朝的品位制，其政治精神随着皇权的盈缩而转变，从重事而到重人再到重事，从而在政治架构和人事录用方面都显示出与前代的较大差异。

这是这股历史飓风给予上层政治的打击。

中国农村农业组织与生产并未随着一次次社会政治的重构而有所显著改变，当然我是从其宏观角度去看的，不去细分部曲佃客制、租佃制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租税形式的细分。

所以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之剧变往往源于我们民族的根源——农村，这是形成台风的台风眼，但是它本身并不会产生多少变化。

同样这个台风的比喻也适用于其他具体问题的阐述，譬如几乎所有政治制度史的问题总是围绕着皇权专制这个台风眼展开的，譬如说中国历史上往往有地方监察官员转化成凌驾于地方官之上的最高主政大吏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必然是由于皇权本身的式微而引起的，但是地方官的日趋诸侯化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是推翻掉皇权制度本身，而是为了促成一个新的稳定强大的皇权。

所以纵使是看似带有新鲜色彩的东南互保也不能看作是对皇权制度本身的反对，李鸿章纵使在两宫杳无音讯的情况下有做总统之意，但是他未必明白总统之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关联与逻辑所在，而是为了皇权下的既定秩序，所以在帝后又重新出现在西安后，他又毅然赴京去替老佛爷善后。

这些都是谈的历史问题，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以此去观照我们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因为无论史学还是文学都立足于这样同一片土壤。

中国古代的是言文分离的，最起码从汉以后就是这样，文言存在的意义是根植于‘经史’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下的。

我们现在失去了这样的语境，那么文言之存在必要失去基础，我们现在觉得‘之乎者也’的冬烘学究的可笑正是我们这样零碎语境之下的观念。

所以今人作诗难有古意，这个问题不是用古典词汇量匮乏的解释就能搪塞的。

为什么要积累含蓄的、意在言外的古典语言符号，它还能通过当下的语境进行解码吗？很显然值得怀疑，我们的解码系统都是2.0了，那么1.0的大部分符号就成了难以兼容的‘垃圾’。

语言的组合系统变了，相应的聚合系统也该改变，要及时认识到符号的所指和能指。

认识到‘经史’的能指和所指便是系统的理解的一步。

就像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对认识工具先有个笼统的认识才行，先入门，再登堂，最后方能入室。

譬如说如何系统地学习儒学，朱熹认为入门是四书，先大学，再论孟，后中庸。

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是儒家治学的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