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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为商品经济翻案 2（第3页）

至此，在历经几年的大争辩中，“商品经济”

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

我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日后还将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终，新的争论的尘埃落定是在1992年。

吴敬琏在1984年的这次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数年之后的大论战中，他更将孤身出战，并因此而声名大噪。

在结束了东北之行之后，9月份，马洪又安排吴敬琏去参加了上海的调研。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全市工业经济低迷，发展没有空间，财政枯竭，出生于上海郊区青浦的陈云曾心疼地说，如果在上海拍30年代的电影，都不用搭景了。

中央因此组成了一个振兴改造上海调研组，各部委至少派出一个部级干部参加，由宋平和马洪带队，为上海设计一个新的发展战略。

这个高级调研组共30多人，住在兴国宾馆，与上海的各级干部开会，开了数十次座谈会，渐渐理出了一些思路，提出了“四个中心”

的发展战略，就是把上海建成中国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信息中心，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上海的复兴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调研中，经济研究中心的薛暮桥、徐雪寒等学者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其中之一是，组建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最好就是从解放初被关掉的老银行中恢复一个牌子，后来被确定下来的就是恢复交通银行。

经过几年筹备，1987年3月，交通银行在上海成立。

后来10周年庆典的时候，交行的人从档案中查出，最早的建议就是1984年由调研组提出的，还专门请吴敬琏写纪念文章。

调研组在和上海市委合写了振兴改造上海战略之外，还单独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设立上海特别市，把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全部都给上海；二是增加上海的财政收入能力，当时上海每年的财政自留比例只有13%，专家们建议提高到23%，增加10%。

后一个建议被中央采纳了。

上海的干部对那次调研非常感念。

吴敬琏自己也对那段时间的工作十分满意。

他在晚年的口述中说，原本以为，当一个经济学家就是坐而论道，清谈议政，离实际政策制定很远，为商品经济“翻案”

和上海的调研让他发现原来理论研究还可以为国家的重大决策起重要作用，一个政策建议居然能够如此显著地改变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的成长。

从上海回来以后，马洪向吴敬琏提出了一个动议：调进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出任常务干事。

吴敬琏对此非常意外，他回去想了几天后回复说，可以。

对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心爱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吴敬琏在《我在改革的岁月里》一文中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当政府经济学家呀？我说这有什么，也不是因为当了政府经济学家你就道德低下了。

那么清高干什么呢？你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吗？不是要为人民造福吗？你在政府机构里面，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当时在中央决策的心脏地点——中南海。

那是座工字形的小楼。

吴敬琏到上班几天以后，就被在同楼办公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发现，便和马洪商议把吴敬琏转调到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

1985年，国务院决定把国务院的三个咨询机构：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任总干事，薛暮桥任名誉总干事，吴敬琏也随之进入了发展研究中心，继续担任常务干事一职。

就这样，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了整整30年之后，吴敬琏“意外”

地扮演起了另外一个角色——由纯粹的书斋学者，一转身成了“政策咨询专家”

，在他的面前突然展开了一条从未料想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