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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单项推进还是整体配套 2（第3页）

一次，方案办在上海召开调研会，几位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们说，如果价格放开了，我们拿不到调拨价的原材料，成本就会上去，企业就会亏损，所以，价格不能放。

地方政府的反对主要是针对分税制。

因为这一制度一旦推行，地方的财税自主权明显就会减少。

吴敬琏回忆说，原先以为沿海会反对，田纪云出了一个“保基数”

的主意，也就是保证既得利益，没有料到，内地政府也反对，因为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玉泉山座谈会的第二天风云突变。

会议一开始，当吴敬琏准备按田纪云的吩咐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一些部委领导首先拿起话筒，相继对方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些发言一个接一个滚雷般地讲了下去，最终，国务院领导宣布，方案有待修改，等成熟后再议。

吴敬琏非常沮丧。

会后，几个方案办的年轻人则责怪他说：“怎么不发挥抢话筒的精神，使方案通过功亏一篑。”

就这样，在玉泉山的座谈会上，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有拍板。

方案办对原来的“大方案”

进行了修改，很多方面往回缩，比如价格改革方面，原本的设计是价格全面调整，后来就改成只调整钢材的价格，因为那时候钢材的价格被炒卖得最厉害。

8月份，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个修改后的方案获得通过。

9月13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了方案，邓说，这个非常好，我看就这么办。

可是到了10月份，改革突然转向，以股份制和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成新的突破口，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彻底放弃。

这就是发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政策辩论。

日后，我们将看到的事实是，吴敬琏参与设计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

了6年。

1987年年底，他结集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

1993年，这个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纳，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在很多年后，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宣称，在这场大论战中，自己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厉以宁方面说，发生在1988年的物价“闯关”

失利（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尽叙述这次失利），正是“价格改革主线派”

闯下的大祸。

如果在1986年就坚决地推广股份制，中国的改革将别有一番局面。

吴敬琏方面则认为，正是因为放弃了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中国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才导致了后来几年的改革被动，以至于发生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

他在口述史中说，田纪云后来“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说如果当年干成了，那后来好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1986年的改革条件还是相当好的”

。

在吴敬琏看来，这场争论更深刻的含义，是两种改革路线之争，其核心是保持、强化还是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

对于他们所争论的焦点，在后人看来，都已是课堂上的教案。

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一盘不得悔棋的伟大棋局，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再次复盘，甚至，在后来的时间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当年的思想，也因时空的斗转、条件的变幻、民众预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不过，这场辩论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吴敬琏和厉以宁。

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他们都是最早、自觉地从制度层面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人，尽管他们的观点时有差异。

他们都有深厚的学术素养，是新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中出色的代表人物，在30多年的大改革时代，他们堪称是影响力最大、知名度也最高的一代宗师。

这一场发生在两个“1930年出生的江苏人”

之间的“战争”

，是他们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成为领袖级人物的成名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