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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2（第2页）

他说，巨大的寻租利益，会培育起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力图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但利用权力进行“寻租”

，而且进行“设租”

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的可能性。

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坚定而正确的措施制止事态发展，弄得不好，由寻租到设租，会构成腐败泛滥的恶性循环。

那么，当这种权贵资本在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则陷于普遍的贫困之中。

这种情况在某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我们绝不能听任它在中国重演。

几个月后，中国经济出版社决定出版10年前的那本《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的第三版。

吴敬琏写了一篇新序言，这次的书名竟是一个问句：《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他颇带感叹地写道：回顾这个一本科普性的小书的出版历史，对于它初版10年后重印的需要依然未改，不能不感慨系之……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于腐败的愤怒之情日益高涨，一些经济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著作强烈地表达出这种义愤，另一方面，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们的气焰并未收敛消弭，他们依然在大量存在寻租机会的体制下猖獗地活动，有时他们的“设租”

敛财活动还以“全面加强管理”

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

在这时，吴敬琏的笔触已经显得十分的焦急。

从寻租理论的引进，到对“权贵资本主义”

，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的警告，他身上的批判气质越来越浓烈。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在未来的10年里，随着腐败的愈来愈猖獗，他的声音将变得一次比一次尖利。

虽然吴敬琏认为，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应当限制政府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和打破某些企业的行政垄断，以减少寻租的可能。

但是，他也并没有忽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按照能力分配必然出现的结果的不平等。

对于这种不平等，政府也应及时通过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安排，一方面扶助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来缓解社会矛盾，力求实现共同富裕。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着重谈了一个“流产”

的社会保障方案。

他说，这也许是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最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在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工人——在改革的前20年主要是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是最主要的弱势群体。

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制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而工人则在失败的国企改革中成了最可悲的牺牲品。

吴敬琏认为，工人阶级一直被宣传为“国有企业的主人翁”

，可是他们与企业的资产关系却一直是模糊的，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早在1991年9月，吴敬琏在《国有资产管理》杂志上发表《大中型企业的法人化与公有产权》一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企业承包责任制只是在政企职能尚未分开的条件下的一种过渡性办法，而在“最终所有者”

和经营者之间进行产权分割，把部分所有权转移给经营者的“股份制改革”

，破坏了“所有者——董事会——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

，也是“一条同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发展趋势相悖的道路”

。

他所主张的办法是，把国有企业改组为由各级政府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其他企业、养老金基金会、捐赠基金会等法人组织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在稍后的著作中，吴敬琏进一步明确，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是由职工拥有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1992年，在主持“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