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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他们倡导的是一种新浪漫主义或新神秘主义，目的是&ldo;使受到前一代人所嘲弄和忽视的&lso;想象力的价值&rso;恢复昔日的光彩&rdo;（3）。

因此，我们看到，在德国，尼采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盛行于世。

而本雅明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投身于浪漫主义的&ldo;青年运动&rdo;。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流行价值观几乎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战争初期，各国的知识精英几乎都立即热情高昂地拥护本国政府的&ldo;正义&rdo;战争。

大批年轻的诗人、艺术家、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志愿应征入伍。

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战争漫长而残酷，现代化的技术导致了空前恐怖的屠杀。

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下，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失望弥漫开来。

从浪漫主义转向救世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了一种可选择的出路。

我们看到，卢卡奇、布洛赫和本雅明几乎同时发生了这种转变，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在思想上形成&ldo;左的伦理学和右的认识论的结合&rdo;（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历史，正如本雅明所说，&ldo;从一个方面看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rdo;。

当时，苏联的崭新形象与西欧的混乱萧条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欧知识界普遍对苏联寄予很大的同情与希望。

拥护苏联，加入共产党，成为一种潮流。

但是，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宗教化，也使得一些深受西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心存保留。

法国作家罗曼&iddot;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

这种心态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心理基础。

斯大林的&ldo;大肃反&rdo;无疑进一步疏远了许多革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如果说对法西斯主义的同仇敌忾仍然是维系左翼知识分子与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那么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则像晴天霹雳，使他们产生一种痛切的被出卖感和绝望（当时西欧许多真诚的信仰者开始大批退党）。

我们看到，在这段时期，本雅明的思想变化也大体上循着这样一个轨迹。

卢卡奇曾经对此有过解释。

1970年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采访卢卡奇时问：&ldo;您认识瓦尔特&iddot;本雅明吗？您是否认为，如果他活着的话，他会向信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rdo;卢卡奇答道：&ldo;不认识。

由于一些原因，我从未与本雅明见过面。

……本雅明天赋过人，洞察了许多很新的问题。

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认为，如果他活着的话，尽管他和布莱希特很友好，他如何发展还是很难说的。

你必须记住，时代曾是多么困难‐‐30年代是清党，然后是冷战。

在这种气候下，阿多诺开始提倡一种&lso;违心的顺应态度&rso;。

&rd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