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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我听他说话，他果真已经站在另一处山头，他涉猎的范畴已超出文学与艺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反倒喜欢和文化之外的人交朋友，我发现他现在更像个少年人一样，喜欢了解和触碰他从前不曾接触的事物和领域。

我必须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

他现在思考问题的那种开阔，已经不再是单一领域里的那种活跃，而是跨区域、跨领域的宽带作业。

有时我又像在上戏读书时那样，要暂时丢下些不能回应的问题，跟着他往前走。

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在自己也像他那样把大半个世界跑了个遍，才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许要到那时，我在一些问题上才有能力来与他对话。

他总是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总是能够抓住最好的机会，让自己纵身一跳，焕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从最初的走出书房游历本土的&ldo;人文山水&rdo;，到相对完整、连续的南亚与欧洲之行，他已走得很远跑得很远了。

他早就看到了游历对一名学者的成就。

&ldo;饶先生（饶宗颐）年纪大了，他的国学水平非常高，长时间集中来研究经典;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史。

他不像我们内地学者由于种种限制，没有条件到海外作长时间的考察，他却行。

就在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受磨难的时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对很多世界文明胜地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

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学者，既有国际思维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学者。

这种学者在大陆很难找得到的。

&rdo;

看看那位写《宽容》的房龙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

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

回到美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过教，之后又充当记者、编辑，甚至播音员，并同时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黄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学的是电机工程，做过报社编辑，读过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

作为军人被派去过印度、缅甸、日本、美国。

最后他成为一名美国学者。

用他自己的话说：&ldo;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

其它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

&rdo;他说自己：&ldo;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

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

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rdo;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4）

更不要去说那位爱尔兰人乔伊斯了，他离开家乡都柏林时只有二十二岁，三十岁以后再没回过故土，一直都处于流亡、离乡之中。

他的一部《尤利西斯》，虽然写的只是一天里的事，但他在结构上又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并驾齐驱，就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游历的感觉。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