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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阶段发展理论的创新（第3页）

就要素驱动来说，物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不足，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也不足。

投资驱动主要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高积累低消费，长期以来为了保证高投资高积累，宏观收入分配采取低消费。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人民不可能长期忍受高积累低消费，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增长路径就只能转向创新驱动。

创新由技术创新转到科技创新，一字之差反映创新的源头发生了变化。

原来谈技术创新的时候，创新的源头是企业内部进行的研发，现在强调科技创新是因为创新的源头变为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的知识创新，谈科技创新而不是谈技术创新，是强调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现在谈创新是强调产学研系统创新，既然创新的源头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那么创新成果的形成就必须要求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大学及科研机构同企业的协同，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就是指产学研协同创新。

第七，发展战略改变：不平衡战略转向平衡战略。

我们之前实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一是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和工业优先于农村和农业而发展，二是实施各种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三是对某些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不平衡战略的正面效应是充分发挥了各个方面的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了发展的瓶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出现了不平衡问题，短板开始显露：一是产业结构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二是在工农业关系方面，农业现代化滞后；三是在城乡关系上农村发展落后；四是在地区结构上中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突出；五是在增长和生态关系上生态破坏严重；六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滞后。

为了解决不平衡问题，就要通过平衡战略补齐短板，比如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补社会发展的短板等。

第八，转变二元结构现代化路径。

过去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基本上是在“三农”

之外解决“三农”

问题。

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

这就是在“三农”

以外解决“三农”

问题。

虽然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三农”

总是赶不上“非农”

的发展，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农业成为“四化同步”

的短板。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农业农民农村直接成为现代化的对象和重点：一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科技要素和人力要素；二是农民现代化，将城市要素、城市生活方式引入农村，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三是新型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就是农民市民化，使农民享受城市文明。

第九，全球化地位的转变：由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转变为以竞争优势主导全球化。

一方面，现在全球化的态势发生了变化，与经济衰退相伴，以美国为代表推行的再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实际上是反全球化。

另一方面，我国已有的资源禀赋优势不再明显，如土地和劳动力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获取的报酬本来就很低，随着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附加值进一步降低。

我们要从比较优势转变到竞争优势。

什么是竞争优势？首先，竞争优势更多地指向国家层面的开放战略，不排斥企业继续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其次，竞争优势理论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的重点，着力培养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最后，竞争优势理论依据的是一国产业拥有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

基于这些考虑，我国产业需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争取在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理论的上述9个方面的创新表明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要改变，一些在改革开放初期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当前需要做出调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把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三个层面问题结合起来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用中国的理论讲中国的故事，用新的发展理论引领和推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这样，政治经济学的功能就可以放大，它不仅仅具有思想教育功能，还会指导企业经济决策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