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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宋朝也有&ldo;拆迁&rdo;。

作为一个具有&ldo;自发成长&rdo;性质的商业城市，拥挤与喧哗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厉管制已经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ldo;违章建筑&rdo;层出无穷，在当时，这叫做&ldo;侵街&rdo;。

因为侵街严重，以致&ldo;坊无广巷，市不通骑&rdo;。

面对商业城市发育初期的秩序混乱，宋政府专门设立&ldo;街道司&rdo;，介入对城市秩序的维护，乃至动用强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筑物，都是可以想象的。

因此，北宋汴梁的拆迁记录在文献资料中并不鲜见。

比如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ldo;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rdo;。

根据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北宋政府&ldo;搞拆迁&rdo;的几个特点，这对今日的城市治理也不无启示。

首先，对侵街的权贵并不姑息。

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建局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ldo;令毁之，仁诲决杖（处以杖刑）&rdo;。

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因为&ldo;京城衢巷狭隘&rdo;，宋真宗诏令谢德权&ldo;广之&rdo;，即负责拆迁工程。

谢德权&ldo;先毁贵要邸舍&rdo;，以致&ldo;群议纷然&rdo;，连皇帝都顶不住了，下诏叫停，谢德权却坚决不从，说：&ldo;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

&rdo;碰上这种牛脾气，宋真宗也拿他没办法，只能&ldo;从之&rdo;。

于是谢德权将权贵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然后恢复&ldo;禁鼓昏晓之制&rdo;。

禁鼓，即街鼓，是从前坊市制的配套设施，昏晓各敲响一次，提示坊墙城门的闭启时刻。

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

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ldo;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rdo;。

又如元祐五年（1090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ldo;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rdo;，但&ldo;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rdo;，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ldo;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rdo;。

为适应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街市，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ldo;表木&rdo;，作为禁止&ldo;侵街&rdo;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

我们现在看《清明上河图》，在虹桥两头，就树立有四根&ldo;表木&rdo;，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ldo;表木&rdo;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

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了公共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