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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科举出题逻辑（第2页）

而历史上的弘治十一年，正好是名留青史的大才子唐寅乡试夺魁、名播江南的那一年，同位举人的江阴巨富徐经与他交好，两人便相约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

由于当时的乡试主考官梁储欣赏唐寅的才华，于是在回京之后曾拿唐寅的文章与程敏政品评。

唐寅与徐经联袂抵京后，会试前夕，两人又遍访前辈，广交名流，其中就包括了程敏政，因为徐经随带书僮，出手大方，所以更招人瞩目。

特别是当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程敏政后，直接受到了其他举子的猜忌，乃至会试入试两场方毕，流言蜚语已满京城，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

而这流言的最大根据，就是因为那一年李东阳和程敏政在会试第三场的经史策中，出题用典过于冷僻，导致很多考生无从着手，只有唐寅和徐经交上去的两张试卷答题贴切。

于是明孝宗便敕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听候审查，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

然而，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却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

虽然流言纯属子虚乌有，但舆论仍喧哗不已，明孝宗为平息舆论，便着锦衣卫加以审讯。

即使最终查无鬻题实据，却仍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向乡试座主梁储送礼等理由，将两人均遭削除仕籍，发县衙为小吏。

因此许国的疑问，并不能算是无中生有，明朝会试的第二场、第三场，以及殿试策问中，都包含大量典故，而通晓经史掌故虽然不如写好出自四书五经的八股文重要，但是考生若是不解典故，几乎是无法作答的。

譬如弘治十二年令唐寅、徐经身陷流言的关键一题，其中涉及典故的原文即为，“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

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

此题中被称为“旷世而见”

的四位“豪杰之士”

，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其中涉及许衡的话，即所谓“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

，典出元代理学家刘因的《退斋记》。

这一句暗含的典故讲的是历史上的许衡获闻程朱理学，以朱熹《小学》、《大学》等传授生徒，提倡纲常名教，后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

后因权臣作梗，屡次破坏汉法，导致诸生廪食不继，办学缺少经费，迫使许衡不得不辞归乡里，因此发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

的感叹。

所以如果要答这一题，必须一见到题干，就知道其言出自刘因，讲的是元臣许衡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出任国子祭酒、传播儒学的故事。

这就好比之前的一见题目中的“天圣三年观孙奭讲《曲礼》”

，就要知道宋朝有崇政殿说书，要知道孙奭其人其事，要知道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为政举措。

即使明朝科举对经史策的写作水平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考生读不懂题目中蕴含的深意，没能揣摩出典故中所影射指代的人和事，写下的答案便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而偏偏科举选拔的一大标准，就是要选出最能契合出题者意图的考生，有这一标准横在跟前，许国的质疑就师出有名了。

或许“天下无君”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策问题目，但是考生们不知道它的典故出处，揣摩不出皇帝出题的意图，这文章又如何作得呢？

即使有人把文章作出来了，恰恰又符合皇帝的心意，但是这种文章它一定是不符合朝廷筛选人才的标准的。

而明清科举考试最讲究的是一个流程化和规范化，殿试策问的根本目的是为会试合格的考生排名次的。

换句话说，如果这殿试策问的题目自身就不符合科举标准，其选出来的人才，又如何能让读书人信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