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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祭与社会（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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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祭与社会

自先秦以来，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大致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

这种封闭性的社会结构形态，再加之传统的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必然决定了下层百姓的社团生活极为贫乏，尤其是那种公开的社团活动，更是受到统治者的严厉禁止。

当然，在明代秘密社会兴盛以前，中国传统的社团生活仍以公开的“社会”

与“庙会”

为主，这是因为社会与庙会不仅是民间社交活动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劳作之余的休闲与娱乐。

一社与民间社祭

关于社与社祭，在经学家那里，早就聚讼纷纭，众说不一。

汉代大经学家郑玄注经，就“社”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王肃另出新说，与之论难。

清人孙星衍曾对他们争论的焦点作了归纳。

从中可知，经学家关于社祭之义的论辩，已井然分为两家。

王肃一派认为，社是“上公”

，是句龙，而非地祇。

而郑玄一派则认为，社为地祇，是土神。

尽管两家之说截然相反，尽管郑玄之说比起王肃来，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但笔者在此不愿对其作出优劣是非判断，因为经学家的考证、论辩实在过于繁琐，恰好与民间社祀约定俗成的简洁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在后世民间的社祀中，已将句龙、土神混而为一。

在东汉，经学家又就“社主”

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当时荀彧问仲长统：社所祭者为何神？长统答道：所祭者土神也。

但侍中邓义却不以为然，认为社当为句龙。

至晋，就社祭为一社抑或二社，也有争论。

自汉代至魏初，均立一社一稷。

到景初之时，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

于是孔晁言，并立二社，“二神二位，同时俱祭，于事为重，于礼为渎，宜省除一社，以从旧典”

。

但傅咸又持异议，认为应“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

同时，挚虞也主张立二社，“以为永制”

。

假若拘囿于经学家的说法，势必会使社祀、社会的研究走入死胡同。

笔者胪列上述各家之说，目的无非是为了对经学家的说法进行适当的梳理。

至于真正深入地探讨社的起源以及社祀问题，尚应借助于新的考古发掘，以及其他文献的印证。

据以往一般的说法，认为社起源于周。

其实，根据甲骨文资料以及新的考古发掘报告，社当起源于殷商。

在商代甲骨文中，存在着“邑”

的称呼，而邑通常立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