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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对于简化军费报销程序，曾国落在家书中说：&ldo;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

&rdo;他请求裁军的奏折，与中央宣布新的报销制度同日发出，这种巧合，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和谐和默契。

大清肾亏

恭亲王和两官太后虽然成功地化解了湘军尾大不掉带来的高风险，但是，在战争中已经放手给地方的权力，已经很难收回。

站在胜利的废墟之上，大清中央低头自省后发现：自己其实成了庙里的菩萨、宫中的太监，几乎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在&ldo;耶稣的弟弟&rdo;（洪秀全）下凡折腾之前，大清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军权，还是财权、人事权，都归中央统一调度，一切行动都听从和服从中央的召唤。

比如在财政上，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户部统辖全国的开支，既是财政部，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同时还行使着国家审计总署的职能。

各省布政使司以及盐运道、粮储道等，都是户部派出的人马，由户部垂直领导，独立于地方督抚，负责监督和落实国家财政、税收等工作。

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而当太平天国将半个中国拖入战火，尤其是攻占了税赋重镇江南之后，大清的中央财政，如同其国名一般，迅速成了两袖&ldo;清&rdo;风。

面对困境，中央只好动用最后一种资源：权力资源，下放权力&ldo;特殊政策&rdo;，同意地方截留税收，就地筹款，&ldo;按年定数指拨解部&rdo;。

从此，在欲望勃勃的&ldo;地税&rdo;挤压下，，早已是黄脸婆的&ldo;国税&rdo;只好偏居偏房。

地方督抚们，尤其是前线将帅兼任地方督抚后，几乎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ldo;小皇帝&rdo;。

如曾国藩，其麾下大军实际上已成其私家军队，而并非之前的&ldo;国军&rdo;，&ldo;兵归国有&rdo;成了&ldo;兵为将有&rdo;，开创了近代军队&ldo;私营化&rdo;的先河。

曾国藩本人还统管财政、人事乃至辖区内的外交事务，&ldo;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zhi4）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rdo;，权势之大，直逼清初的吴三桂及年羹尧。

在曾国藩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督抚纷纷借机扩大手中权力，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甚至连司法上的死刑终审权，都下放给了省里，中央放弃了作为国家机器重要象征的&ldo;生杀大权&rdo;。

唐代末年的藩镇割据局面，日渐成型，中央则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一种象征工具而已。

雄起艰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有人游说曾国藩，更上一层楼，乃至干脆夺了江山自己称帝。

出于各种考量，曾国藩并没有付诸行动，并月在战后率先交出兵权。

幸运的是，中央与诸侯当时都是人才济济，没有那种一根筋的二杆子，响鼓不用重锤，彼此心照不宣，花花轿子人抬人，才算从危机中平安地实现了软着陆。

曾、左、李等&ldo;中兴名臣&rdo;顺利交出枪杆子和印把子，由此奠定了&ldo;同光中兴&rdo;的基础，为大清王朝争取到了宝贵的三十年和平发展时间，直到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大规模的改革开放（&ldo;洋务运动&rdo;），就在战后迅速展开。

此时，一个难题摆在以恭亲王、两宫太后为首的中央面前：痛定思痛，不改革肯定不行；但是，中央却两手空空，推进改革只能继续依靠地方力量，而这又会导致地方权力的进一步巩固乃至扩大。

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暂缓改革，待中央权威恢复之后再进行。

但是，大乱虽然已过，小震不断，内忧外患频仍如故。

不改革，祸在眼前；依靠地方进行改革，则或许还能突出一条生路。

改革其实包含了两个目标，一是拯救政权，二是拯救中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尽管战后中央多次想收回之前下放的权力，主要是财政权，比如恢复奏销制度、撤除厘金等，却远不如收回最为敏感的兵权那么得心应手。

这固然因为地方督抚抗争，但实质上还是因为中央自身硬不起来，必须依靠地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在轰轰烈烈的首轮工业化进程中，各省先后建立起机器局等。

但是，如同当年打仗一样，中央财政空虚，只能放手继续让地方就地筹款。

各省不仅截留国税（&ldo;京饷&rdo;）、挪用军费，甚至直接加捐加税，乃至随意动用国库（藩库）的资金。

在&ldo;洋务运动&rdo;中大量涌现的数十个新兴企业及事业单位〔学校等）中，真正得到中央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天津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等寥寥几家。

而诸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汉阳铁厂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重工业企业，都只得到部分拨款，轮船招商局则于脆在名称上就写明自了&ldo;招商&rdo;二字，其余的主要款项来源都必须依赖地方督抚各显神通、自行解决。

这在培养了地方上一大批能人的同时，继续加大了地方的尾大不掉态势。

更严峻的是，改革似乎到处开花，却很少结果。

中央调控的缺位，导致中央无法在全局层而上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各地督抚好大喜功，竞相攀比，重复投资，重复上马；再加上新型企事业单位既脱离了常规的纪检监察体系（尽管监督效率极低）的视线范围，又缺乏一整套的符合契约精神的法规的约束，内部管理混乱，效率极低，导致有限的资源在改革的旗号下被严重浪费。

如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每月&ldo;薪水工食&rdo;一项开支即达39万两，而船政局每月定额经费才5万两，高达80的经费是&ldo;吃饭&rdo;之用。

尽管针对各项改革事业中的腐败行为，举报信、意见书不断，但弱势中央却大多只能望洋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