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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

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嘴的选歪嘴的。

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

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ot;民意&ot;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

在威权统治下，民意受到压迫和扭曲。

依照&ot;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ot;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

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

在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代。

太奇妙了。

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

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者。

民意张开一张&ot;政治正确&ot;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

让我暂用&ot;自由&ot;和&ot;保守&ot;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

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

我们从&ot;什么都不可以&ot;的时代走进&ot;什么都可以&ot;的时代，而反对&ot;什么都可以&ot;的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

只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ot;民意&ot;。

不，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

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

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

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

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

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

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

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

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ot;服从多数&ot;，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ot;尊重少数&ot;。

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ot;服从多数&ot;成为信条，&ot;尊重少数&ot;却被轻易遗忘。

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ot;多数&ot;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ot;尊重少数&ot;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

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会谈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

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ot;少数&ot;，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ot;大多数&ot;提供一个冷冷的声音。

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