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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隐忧（第3页）

“张之洞的手笔果然和一般人不同啊！”

谭延闿坐在湖广总督幕友堂中，这里也是灯火辉煌，但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这里用的是电灯！

湖广总督府幕友堂的名字叫“广益堂”

，据说这是幕友堂揭名和电灯是同一天进行的，那天正好是张之洞的幼子满月，张之洞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为幼子过满月，也算是开了先河了。

听闻在中国装电灯，这湖广总督府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广益堂中前后装了正好一百个灯泡，这也是因为发电机功率有限只能够支撑这么多灯泡，发电机是从香港购进的。

虽然这在谭延闿眼中没有什么，在前生的记忆中，北京城内的灯光景观远比这要辉煌的多，不过来到这个时候这么长的时间里，他还是头一次看到电灯，多少有些欣喜。

“其实无论是这广益堂中的电灯泡还是武昌、汉阳两地的钢铁厂等洋务实业，都显示了张之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想想张之洞原来做京官的时候可是清流派的首领之一。

做地方官和做清流京官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大多都是实用主义者，相对比较开明，而后者是属于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修个铁路也是破坏风水……”

谭延闿心中暗自想到。

谭延闿的老爹谭钟麟做了一辈子的官，翰林也待过，地方知府也任过，不过给他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做督抚这样的封疆大吏，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人在某种角度上来说可以称为“人杰”

了。

督抚和翰林言官往往是针锋相对的——一个要脚踏实地的做实事，另外一个却抱着自己的理想来反对自己所看不惯的，所以这也就行程了两种对立的人生哲学——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

当然这两种人都非常少，翰林言官多半是依附于某个势力，说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还真高看了他们，而督抚中肯干实事的人也很少，至少谭钟麟自认为自己在最近这几年确实是懈怠了。

“张南皮是个好总督，至少要比李合肥强得多！

两个人都是洋务派领军人物，但是论起个人操守，见面就问是不是两淮老乡的李合肥就差出八条街去了，可惜张南皮心中那股傲劲也是多少让人受不了，而且看他把汉阳钢铁厂恨不得建在总督衙门对面来看，此人多少有些好大喜功……”

这是谭钟麟对这两个人的评价。

“架子高点就高点吧！”

谭延闿心中颇有些无奈，来到湖广总督府的他可没有像去老丈人那里一样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可能是张之洞真的临时有事脱不开身，或者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刚得举人功名的总督公子，他来到这广益堂已经有点时间了，但是这张之洞却就是不露面，把自己晾在这里和一群幕僚谈天说地。

“在下观《劝学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部分写的是务本之事，有点类似于《庄子》的内篇；后半部分写的是通用，类似于《庄子》的外篇……”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捋着胡须说道。

这个发话的中年人便是湖广总督府的总文案梁鼎芬，他在桑治平隐居后便称为这总督府的幕僚之首，同时也是张之洞所支持的两湖书院的山长，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梁鼎芬的字和自己老丈人手下的总文案刘人熙的字是一样的，都是叫“节庵”

。

“节庵先生过奖了，在下年少见识短浅，所做《劝学篇》哪里可以和先贤所著的《庄子》相提并论？且不说见解上的差异，那一派恢诡瑰丽哪里是后人可以学得到的，庄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下可不敢方驾攀比！”

谭延闿谦虚的说道。

“不过某观《劝学篇》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之意，组安在《劝学篇》中引述了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强的事例，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评说，却在最后比较委婉的提到了现今中国的状况，看来组安是非常欣赏在中国也进行日本那样的变法图强的；还有对于科举考试组安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惜这两点写的很深入，但是却没有像其他章节那样对于现今中国所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不知是否？”

梁鼎芬跟随张之洞多年，能够在这“洋务殿军”

手下作总文案职位也绝非是浪得虚名，他能够在《劝学篇》中看出这么多问题，谭延闿心中一点也不奇怪。

在《劝学篇》初稿当中，谭延闿是对变法和科举考试提出过很深的见解，老头子看着也非常高兴，不过在接下来的修改当中，老头子还是非常直白的告诉他“组安，这本书将会给你带来很高的名誉，但书中所涉及的敏感话题，还是要浅尝辄止便好，聪明人自然可以从这字里行间之中看到你所要表达的意思，看不出来的也就没有什么真本事。

你需要这本书给你带来的荣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况且为父官居闽浙总督，有很多人都在盯着为父，所以这样的话题还是要做些特别的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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