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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不乱乎一则小说的体系解（第5页）

（姑不论司马迁是否也像写《项羽本纪》时一般为这对情奔诈财的男女添抹了虚构之笔），刘歆无须另为杂记以录之。

然则刘歆对《史记》的叙述又有什么地方不觉惬心贵当呢？

首先，他增加了相如取鹔鹴裘赊酒和文君抱头哭穷的细节。

其次，他更改了相如夫妇当垆卖酒的地点——因为在《史记》里，相如既已家徒四壁，又何来可卖之车骑供二人先返临邛、再买酒舍？再其次，刘歆还描述了文君的姿容、年龄与性格以及相如的糖尿病（甚至以为该病与二人渔色交欢之情有关）。

支持《史记》之文一字千金不可移动的人可能会嫌刘歆多事，因为《西京杂记》里所增补的细节似乎无关宏旨。

然而细节之附丽所能提供的不只是“所知之事”

，同时也提供了“可信之据”

。

在大体上，刘歆其实未尝如前文所述的庄子、皇甫谧那样试图颠覆早期的文本，他反而在植入显系虚构性的细节之后增加了《司马相如列传》的可信度，我们仿佛隐约可以看见刘歆捧着一袭鹔鹴裘，对《史记》的读者宣称：“太史公是不错的，这裘正是相如家徒四壁、无以酤酒的证据。”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和司马迁（前145——前？）可说是同时共代之人，刘歆（？—23）较之晚出近一世纪，那件鹔鹴裘和文君抱颈泣诉的言语又是如何传演再生的呢？我们既然找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据，也无法起刘歆于地下，迫令他交出考古学上的证据，便只能将《西京杂记》所述的相如文君故事重视为刘歆“窜入”

正史、提出另类知识的小说。

这位小说家不相信相如与文君连酒钱都付不出，居然还有车骑可卖，于是顺手更改了酒舍的营业地点。

但是，或许刘歆的作为不是一个加法，反而是一个减法——因为如果照《史记》所言，根本没有取裘赊酒一节；也就是说：相如夫妇尚不至于典当衣物，文君已觉不乐。

则循理按之，相如卖房屋、买车骑、下临邛、开酒舍，并无不当。

换言之：司马迁略去了变产治生的细节，并无碍于相如夫妇远赴卓王孙脚下挟名声以诈财。

刘歆为一袭鹔鹴裘费如许手脚，却显得越描越黑了。

即使不能像庄子的“窜入”

那样为已然公开且流行的正确知识、真实知识挹注另类思考，刘歆却仍示范了“刻画细节以增益可信度”

的具体技术。

在传统的书写地位上《西京杂记》如何与群经众史争锋？置身于独尊儒议的宫廷学术场域之中，刘歆又如何让“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难凭、触忌须讳”

（《西京杂记》黄省曾序）的驳杂知识为人所信？

或者小说家并不在意他所提供的驳杂知识是否像主流的、正统的知识那样被视为正确、真实。

《西京杂记》上另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

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绝脰（按：绝颈断头之谓）。

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

这是一则非常奇怪的故事。

因为刘歆不再是“窜入”

正史，添补枝叶，他居然捏造广陵王刘胥的死。

依据《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广陵厉王刘胥的确“壮大，好倡乐逸游。

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

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

而他享国六十三年余，最后坐祝诅事发入罪，被汉宣帝赐自绞死。

刘歆改写这一至为确凿的事件难道只是为了散播一则“杳昧难凭”

的谣言？且慢——倘若我们再细读《庄子·列御寇》里的这一则故事，恐怕就可推知刘歆的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