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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第2页）

&ot;焚书&ot;说缘起早在&ot;文革&ot;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

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

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ot;文革&ot;的破坏性，以及&ot;文革&ot;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

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

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

&ot;文革&ot;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

但未获准。

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ot;讲话&ot;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ot;烧书&ot;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ot;中央文革筹备小组&ot;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

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

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民日报》转载。

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

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

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ot;中央文革筹备小组&ot;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ot;中央文革筹备小组&ot;的成员之一。

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ot;烧书&ot;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

最早的解释是&ot;讲话&ot;公开发表后不久。

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书橱里，并没有烧掉。

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ot;烧书&ot;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ot;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ot;，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ot;焚书&ot;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ot;烧书&ot;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

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

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

对&ot;烧书&ot;说进行了批判。

他指出&ot;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ot;，他还援引了毛泽东&ot;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ot;语录，&ot;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