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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第18页）

贾疏说：前说是畿外邦国法，甲士少，步卒多；后说是畿内采地法，甲士多，步卒少。

按照何休、包咸的说法，十井而出一乘，人多疑其太苛。

然据《左传》“昭十三年平邱之会，晋甲车四千乘。

十二年传，楚灵王曰：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国各千乘是合楚国之车，奚啻万乘。

昭五年传云，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是一县百乘也。

县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晋国之军又奚啻万乘……昭元年传，秦后子适晋，以车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

（这一段，引用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

所以十井而出一乘并不是没有的事，不必疑心，所可疑者，照《春秋繁露》的说法，诸侯大国十六万口之军七千五百人（《繁露》说：“三分之，则各53333口，为大口军三。”

是说53333口里出7500人为兵，不是说每一军有53333人），加以奉公家的一军，共计万人，是人民有十六分之一服兵役，而天子之国，共有一千六百万口，而“为京口军九”

，再加“三京口军，以奉王家”

，服兵役的，不过三万人，未免太不近情。

照《汉书·刑法志》所主的《司马法》说，天子之国，有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而六军不过七万五千人。

照郑玄所引的一说，一封之地，提封十万井，有人民三十万家，而不过出车千乘，出兵三万人；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应当有三百万家，而亦未闻有天子出兵三十万之说；若照六军计算，则三百万家，服兵役的不过七万五千人，恐怕古代断没有这般轻的兵役。

种种计算，总之不合情理。

我说：论古代兵制的，都误于“兵农合一”

之说，以致把全国的人民都算在里头，我如今且引江永的《群经补义》一则，以破这个疑惑。

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考其实不然……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

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积而至于一乡。

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乡三万人为三军。

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

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

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为五鄙之法。

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有大夫治之，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他国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晋之始惟一军；既而作二军，作三军；又作三行，作五军；既舍二军，旋作六军；后以新军无帅，复从三军；意其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隶之军帅；军之渐而增也，固以地广人多；其既增而复损也，当是除其军籍，使之归农……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是农不从军也。

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

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

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

若民之为农者出田税，自是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

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按：所述管子的兵制，见《小匡篇》）

按《周礼》只有大司徒五家为比……小司徒五人为伍……和夏官序官之文相应，可以见得六乡各出一军，并没遂以外亦服兵役之说。

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

，只说“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

。

并无所谓乘马之法；从杜预注《左传》，才把它牵合为一（成元年作丘甲注），这是不足据的。

所以我说：兵农合一，不但春秋以后不然；就西周以前，也并没这一回事。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民，总有征服者和被服者两阶级：征服之族，是居于中央，制驭异族的。

这是所谓“乡”

之民。

被征服之族，是处于四围，从事耕作的，这是“遂”

以外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