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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那情形，是另一位参与的前辈评委告诉我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隗老师的“拍案而起”

。

那位评委自己也很诧异，以隗老师向不与上级作对的一贯风格，何以能有那样的表现！

的确，对那个年龄的学者来说，为一个刚出道的学者而冒与上级不保持一致的风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而且，隗老师的作为虽然维持了学者和省历史学会的尊严，但也直接断送了那套丛书获“五个一工程”

奖的可能性（有此前科，恐怕连申报都难，遑论获奖）。

我想，出版社和策划者一定都非常失望。

后有内部人士告诉我，其实先已内定，就是三等奖也不可能。

据说隗老师拍案之后，有人念了一张纸条，表扬该书如何具有探索精神，甚至文笔也异常好；同时申明学术研究本无禁区，但这样研究胡适，不宜由政府来承认云云（因为那是政府奖）。

结果，那一年的省社科奖，历史学科的一等奖竟然空缺，这在当年是相当罕见的。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参与各方，从不同评委到主事者，其实也都尽量以其觉得合适的方式，表述了对学术的不同态度。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也不过就在十多年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有那样多的禁忌。

很多人可能也没注意到，像我这样连杨奎松兄都以为属于“另类”

（在奎松兄那里并非贬义）的学者，其实屡屡获得隗老师的指导和支持。

如今隗老师已驾归道山，不同人的心目中，隗老师或有不同的形象。

我不知上面所说与一般人心目中隗老师的形象是否一致，这却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是我记忆中的隗老师。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隗瀛涛老师的鼓励，要将我对胡适的一些看法较为系统地整理并表述出来就教于学界，恐怕还会是相当久远的事。

当时勉强成书，或有辱师教，现在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了。

二人物与时代

尽管中国史书以纪传体著称于世，本书的传主胡适却一则说他“深深的感觉中国缺乏传记的文学”

，再则说“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

，甚至“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

。

[1]他的意思或许是中国过去的传记不够“文学”

，曾自撰《四十自述》以为文学性传记的尝试。

却不十分成功——仅其中第一章类似“小说式的文字”

，从第二章起，就因其“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

，遂“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

。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还有许多朋友写信”

给他，说后写的“比前一章更动人”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