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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3页）

[23]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

。

但中国在“文化”

上的进步，恐怕也曾令他失望。

胡适七十岁那年，向记者抄赠他二十五岁生日词，里面说他的“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并解释说，他葫芦里的“些微物”

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建立新的基础”

。

虽然“四十五年来的成效并不大，但我至今还相信葫芦里的药是有效的”

。

四十五年前的药还有效，则其病仍未除，岂非他建立新基础的“成效不大”

之注脚。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发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这个愿望，可惜并未实现。

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

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

。

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

。

今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

则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

，的确也还是梦。

胡适在他1962年最后一次讲话中，说到中研院本想建立数理、生物、人文三个大中心，“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

[24]尽管胡适向以“乐观”

著称，好梦未能成真，似乎是他晚年心境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