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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直到晚年，他才说起1915年他二十岁时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

[54]如果以量计，林译小说对胡适的影响当数第一（他读梁、严二人的作品可以肯定是不到百部的），这或者就是他将此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因吧。

有意思的是，林纾对胡适的影响也包括古文的写作，而且他在这方面至少到1915年时还颇受林纾的影响。

胡适把理学书和诸子书列入“新教育”

是颇有提示性的。

今日即使是史学研究者，恐怕也已少有人将这些著作视为当时“新”

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胡适的教育经历再次表明了中国传统自身的演变。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

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

只是到了咸同之时，理学才略有复苏。

胡家是个理学家庭，他小时候读经书即学的是官方采用的朱注而非汉儒之注。

但读真正的理学书籍，却是这时候在二哥的指点下才开始的。

清季汉学虽已在衰落，但宋学仍非主流。

故除应试外，读理学书多少具有些求变即“新”

的意思在。

同样，诸子学也是到清中叶才开始逐渐引起学术界一些主流学者的注意。

在辛亥革命之前，用心读诸子学也还是属于趋新求变的倾向。

完全以“平等的眼光”

来对待诸子学，要到后来胡适执学术界牛耳之时了。

在那时，这都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

。

[55]胡适“新教育”

的这一个侧面，大约正是使他与许多受开放口岸新教育的同龄人的不同之处。

那时受新教育者，大概没有不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影响的；但同时也认真读理学书和诸子书的，或者就不那么普遍了。

当然，那些年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还是梁启超。

正如胡适指出的，梁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胡适承认，“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这是从梅溪学堂就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