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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3页）

两年后他在给许怡荪的信中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故他希望“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

。

胡适在同一年送任鸿隽的诗中仍说：“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

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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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认为有百十个像他和任鸿隽那样的人就足以重造故国，其精英观念是明显的。

在这首诗中，胡适也指出，“眼里新少年，轻薄不可靠”

，所说的即是那些“数典忘祖”

的留学生。

他们既然连中文都不通不会，实际上也不能输入文明。

如果不能以国语国文教学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一课堂之外也。”

这些人学问再高深，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

。

又能输入多少文明，又能对中国学术文化有多大益处呢！

而胡适自己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能以中文作文的。

所以，胡适强调，中国之教育，必须“以国内教育为主，而以国外留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之预备”

（《非留学篇》）。

胡适因而进一步提出“教育救国”

的大目标。

他认为中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

。

之所以急，是因为已到不得不为的境地。

“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

胡适指出：“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

中国今日既然处在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则在造新文明时，既不能“尽去其旧而惟新是谋”

，也不能“取其形式而遗其精神”

。

必须“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

。

只有这样，中国文明才可能“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

（《非留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