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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2页）

那正是在他转学前后，被停止奖学金，因中日交涉时的言论在留学生中很不得人心，又要转学，心情大约比较波动，容易兴奋和激动。

胡适自己解释所谓“逼上梁山”

，即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

那压迫他的“环境”

，或者也就隐含这些扰人之事。

有一位姓钟的留学生监督处职员，每在给学生寄支票时夹寄一些受传教士影响的文字宣传改革。

胡适以前收到无数次，并不觉十分反感。

但此时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在又收到关于中文应改用拼音的宣传文字时，一向颇有修养的他竟写信去骂钟某。

寄信后又有些后悔，于是他约赵元任共同在美东中国同学会上发起了一个文字改革的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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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所谓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主要还是“由于我个人的历史观念很重，我可以说我经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

，结果却做出许多激进的事。

这话中的“经常”

二字尤其准确。

因为胡适虽然不时“率性”

，主要还是向往着“作圣”

。

而且，就对中国文字的态度言，胡适在那时确实属于偏保守的一边。

那时在美国，“吾国学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废汉文而用英文”

。

胡适则认为：“吾国文字本可运用自如。

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flexible），徒见其不通文耳。”

这是有心得的见解，因胡适自己有少年时的特殊训练，对中文运用颇能自如。

而有些留学生不仅不通中文，甚而不会中文，看法当然不一样。

中国的文字是胡适一生中一直公开肯定的少数中国事物之一，他后来多次言及中国文字的长处，包括在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时也是如此。

而且，在那次文字讨论会上，赵元任的题目是汉语拼音化，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文言易于教授。

从题目看，胡比赵还稳健保守得多。

足见胡适在那时确不算最激进者。

实际上，胡适那时的有些观念还基本在传统之中。

1914年他参观波士顿图书馆，见“藏书既少，而尤鲜佳者，《三国演义》《古今奇观》《大红袍》等书皆在焉”

。

在中国旧小说中，《三国》的确不是胡适最欣赏者，但后来逐渐“激进”

起来时，也曾把《三国》捧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