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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3页）

正是胡适的愿望，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预备。

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的作用就在于使胡适和其他人“能出所学以饷国人”

，从而改变了留美学生自说自话的状态。

从此留美学生就成了中国思想言说中的一支生力军。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主要是为国内刊物《新青年》所写，发表后颇有“轰动效应”

，于是一举成名。

对国内的人来说，文学革命的口号应是陈独秀提出的，但陈既然将胡适许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许多人也认同这一观念。

在胡适归国前，南社的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信中，已说胡适“创文学革命”

。

[35]这个认知出自不太喜欢胡适的人，可知他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播了。

但胡适同时一稿两投，也将文章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却几乎无人理睬。

这最能说明接收一面对文学革命兴衰的重要。

而一旦接收一面对其重要性有了“自觉”

的认识，事物的发展又会很不一样了。

比如胡适提出的“活文学”

，其实都是依其自定标准来判断。

胡适非常认同于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的观点，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

（这里就仍有“我们”

与“他们”

）。

[36]问题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

来定。

换言之，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士人就成了裁判。

在胡适等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

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