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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2页）

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

的知识青年。

鲁迅当然也曾见过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小说的电车售票员，但他似乎也就只见到那一个。

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

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知识精英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青年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底）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

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

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

民初新旧杂陈的现象后面还要进一步探讨，但这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一般人”

疏离的趋向这个事实已隐然可见了。

甚至可以说，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在文学革命运动“失败”

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学革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的任务。

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看上去似乎与更早的文学革命运动相对立，至少左翼文化运动一开始时的攻击目标，基本上是集中于已“落伍”

的文学革命时的前辈。

但两个运动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大致仍是遵循文学革命时期“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的宗旨，而又认定文学革命者们已不能实行此一主张。

“普罗文学”

口号的提出，虽然有苏俄的外在影响，但也说明左翼文人已感觉到文学革命者生出交涉的一般人似乎还不够“一般”

，所以才往更“一般”

的方向走。

故左翼文化运动的实亦沿着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在发展：反对是表面的，继承是内在的。

这当然是后话了。

总的来说，文学革命在立说者这一面，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

。

对像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文学革命不过是更广泛的伦理道德革命的第一步。

所以他是把当时讨论甚多的“孔教问题”

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都作为更大的“气运”

的一部分结合起来考虑的。

胡适也一样，根据他的进化文学观，“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二十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

。

文学革命之后，必然要进到思想文化运动的下一阶段。

[40]而文学革命在接收者一面，则是边缘知识青年找到了方向和出路。

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

立说接收两面的共同点是表达或适应了近代以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大趋势。

而且这一趋势正以迅疾的速度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