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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2页）

特别是金岳霖所说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

一句，最多为人引用。

如果说金或有门户之见，胡的朋友和安徽同乡刘文典就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

[35]

这几位专家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其见解应该说都不无根据。

但正如毛以亨所说：“胡先生所治，通学也。

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小学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广度与有裨人生日用之处，殊非专家们所可望其项背。”

[36]胡适的学问是不一定很深，若说每一门具体的学问，胡适的贡献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里恐怕都有超过他的同时代人。

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确远非时辈所能比拟。

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难找到。

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近代以来实无其人。

根据孔恩上述的观点，胆大与学问的不深，恰有直接的关联。

胡适的胆大和敢于怀疑，正是他另一点与人大不同之处。

他的疑古意识及要翻案、要革命的主动性都非常之强。

早在1908年，他写的诗中就有“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

这样的句子，已颇有疑古之意。

但此时只是“恨无仲马为称冤”

，到1916年9月修改此诗时，即将最后一句改为“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

，从怀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

[37]胡适以后一生为学，都以翻案为主，如给王莽翻案、给神会和尚翻案等等，不一而足。

因为翻案的结果就是重写或改写历史，这正是胡适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

他晚年自称，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方式来“整理国故”

，“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

（此时已放弃传教士的自定位了）。

这接近于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义。

“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

胡适又说，他不分经学和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

。